出身军人家庭的亓乐义，一直对国共谍战的历史感兴趣，他说他要给两岸观众写出一部更精彩的《潜伏》续集。

1983年4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一起特务案，潜伏大陆的国民党情报局华北地区特派员、北平站站长李家琪（右二）被捕。本报资料图

我缴获台湾军事情报局在大陆进行恐怖活动的部分罪证，照片发表于1987年1月10日。本报资料图

　　一个台湾记者眼中的国共谍战

　　编者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亓乐义就一直担任台湾《中国时报》驻大陆记者，在大陆断断续续工作的时间已有近20年。出身军人家庭的他一直对国共谍战的历史感兴趣。今年4月中旬，大陆一家媒体约请亓乐义写一篇关于电视剧《潜伏》的评论，不好推辞，他赶紧连夜将《潜伏》浏览了一遍，“没想到看完之后，却萌发了为《潜伏》写续集的想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

    对于亓乐义来说，与《潜伏》结缘纯属偶然，他坦承，如果不是有媒体向他约稿，可能现在也没有看完这部片子。

　　“没想到看完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大陆谍战剧的固有印象，而且我还有很多的感触，甚至萌发了为《潜伏》写续集的想法。”

　　不过在亓乐义看来，有血有肉的谍战剧可以还原历史，但历史上真实的国共谍战，要比戏剧冲突更为精彩。

　　自小的谍战情结

　　亓乐义的谍战情结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亓乐义1959年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军官。父亲去世后，他被当局安排到了一所“功勋子弟学校”读书。

　　据他回忆，这所学校的学生均为“为党国献身者”的后代或亲属，“很多学生都出自军情系统家庭”。

　　亓乐义告诉记者，身处那个年代，能切身感受到谍报战的风云变幻。他的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经历：父亲被派到大陆从事间谍工作，然后失去联系，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宣告“去世”。“但事实上，许多人只是被大陆抓住了，并被有死。”亓乐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有3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种情况，在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因父亲‘为国献身’而来到我就学的学校，但到了初中，这些父辈却被大陆放回来了。”

　　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亓乐义自小对国共谍战这段历史有种莫名的好奇。

　　谍战主题因时代而变

　　亓乐义认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情报战可以分为3个阶段：1949年之前，国共谍战完全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服务；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反攻大陆，谍战主要是为此作准备，“包括不断派人到大陆进行‘敌后布建’和组织策反”；1979年大陆开始对台湾释放善意，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谍战开始由纯军事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转变，“关系缓和了，但情报的内容变多了”。

　　据亓乐义研究，台湾情报部门的情报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编制内的，即受过严格训练，实施长期潜伏，有隐秘的联络渠道；另一类是外围的情报人员，这些人不属于台湾军情系统的编制，各方面的保障也没有。“这些人的技术和素质都比专业的差很多，因此容易被发现。”亓乐义说：“第一类人即使被抓，只要能回台湾，依然会被当作正常退休人员对待，生活有着落。但第二类人就差很远了，有的被关押多年出来后回到台湾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帅哥美女”担不了重任

　　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谍战剧大量使用美女帅哥的现象，亓乐义认为不符合事实。在他看来，外表俊朗的帅哥和性感迷人的美女担当不了“潜伏”的重任，因为他们的外表太过扎眼。而真正执行潜伏任务的特工大都是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人。

　　“以前有一位情报界的朋友曾亲口告诉我他们挑选特工的标准，首先卡掉的就是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人。”亓乐义说，“走进一间坐满100人的教室，教官首先会将太高、太白、太胖、太瘦的人‘请’出去，然后才是从个人能力上进行考察。”

　　亓乐义对电视剧《潜伏》中男女主角是比较认可的，至于有人说余则成长得不像共产党员，亓乐义哈哈大笑，“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子，而且余则成原来还是军统的人，怎么可能像共产党呢？要真是一看就像共产党，他早就被除掉了。”

　　不过，对于谍战经常涉及的“美人计”，亓乐义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美人计”分两类，一类是长期潜伏，接近核心机密，这一类的女特工一般是有知识有思想，还有几分姿色，年纪不会太小，一般会瞄准身居高位的人。另一类“美人计”则是需要出入各类社交场所，完全靠容貌和身材吸引人，“这类美女一般只能迷住一些下层官员”。

　　“当然，影视的表现形式难以准确表达谍战的惊险和微妙，几年、几十年的潜伏只用几十个小时来表现，只能是浓缩，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有收视号召力的演员身上。”亓乐义认为，现在是市场决定一切，观众喜欢帅哥美女，即便是违背历史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