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总让我们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神经质的嗜血军官戈伦，还有《布达佩斯之恋》里向犹太人索赎命钱疯狂敛财的党卫军汉克，他们仿佛撒旦的孩子，天性邪恶。然而，《生死朗读》这部改编自洪堡大学法学教授哈德·施林克同名小说的电影，却道出了一个最令人难以接受、也最符合常理的事实：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恶魔”，大多只是汉娜·施密茨这样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

　　不识字让她放弃了自由

　　影片通过男主角迈克的回忆展开：1958年的一个冬日，15岁的他由于感染猩红热病倒在下着冷雨的西德街头，中年电车售票员汉娜热心地给予了帮助。三个月的隔离治疗期百无聊赖，这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的脑际，一定不断回味和美化着汉娜温暖的倩影；而单身的汉娜其时也不过36岁，刻板的制服和严肃的神情之下，裹着青春犹存的靓丽。再度相见之后，二人坠入爱河，汉娜教会迈克享受身体的美好，迈克则奉上自己全部的感情为汉娜朗读，从《奥德赛》到《带小狗的女人》再到《战争与和平》，经过一次次的悲喜交加，二人的情欲升华为爱情。

　　汉娜与迈克的身体结合是坦诚的，但他们灵魂的结合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她深深迷恋迈克的朗读，迷恋由声音传达出来的美好；另一方面，她又极度自卑于自己不识文字，决意要向所有人隐瞒这个令她羞愧的事实。这是她一生中惟一不能坦诚的隐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公交公司要她去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她牺牲了与迈克的感情、不辞而别；当“不识字”这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据推翻法庭的指控，免于被认定为谋杀罪主犯、免于监禁终生的时候，她连自由也放弃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法庭上，其他被告对于在集中营的行为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甚至诬陷汉娜是主谋，汉娜却对加入党卫军、参与“挑选”送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以及放任大火烧死300名犹太“囚犯”的全部事实供认不讳。面对所有不利的事实，她表现得如此诚实；面对惟一有利的证据，她却撒谎了。

　　然而汉娜受到的惩罚毕竟太重了：比有形的终生监禁更沉重的，是所有人、包括迈克对她的不宽恕。在迈克那位简单而勇敢的同学看来，汉娜这种参与了大屠杀的人应该自杀，迈克对他的回应是十分无力的，他故作冷静地说应该去“理解”这一切为何发生，心里却怀着对父辈和爱人的行为更为复杂的羞愧与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当汉娜凭借迈克寄去的朗读录音，在监狱中艰难地自学了简单的文字，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信给他的时候，他没有回信，而是痛苦地以沉默来惩罚汉娜———这个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亲友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就在这样的一次重逢中，面对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爱人，迈克竟然无法克制地无情逼问汉娜是否思考过“过去”，并且对汉娜的否定回答表露出了难以掩饰的失望，断言汉娜在20多年的监禁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汉娜的回答则是：“不，孩子，我学会了阅读”。

　　她以为学会了阅读

　　她原以为自己在狱中学会了阅读，就不再需要不诚实，因而也就不会再受上帝的惩罚，却终于发现人们要她背负的是另一种罪过，他们要用不宽恕把她投入到无形的永恒地狱。很多人会认为，汉娜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是看到迈克已经不愿握她年老干枯的手，没有爱人的世界生趣全无。

　　但我要说，汉娜的选择是在背叛上帝，当她发现上帝也不公正的时候，这个曾在教堂的颂诗中泪流满面的女人，就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按照基督教义无权自我了结的生命。学会了阅读的汉娜已经坦然了，因为在她看来，赎罪已经完成了，她的自杀是在质疑上帝的判决：不应得到宽恕的人真的是我吗？

　　但是，即便法庭对汉娜的判决不正义，上帝对汉娜的判决也不正义，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汉娜是“冤屈”的呢？如果她不过是有点瑕疵的普通人，甚至这一点小小的瑕疵还是由于她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又是什么使她给那么多人带来了不幸呢？

　　汉娜与法官的庭审对话令人回味。穿着法袍、戴着眼镜的法官对汉娜居高临下而又不无嘲讽地质问：“难道仅仅为了腾出地方，你就挑出女人，然后说必须送去奥斯威辛杀掉？”

　　言下之意是：你还有良知吗？汉娜对这种道义十足的问话却显得十分不解，她说每个月都有新的女人送来，已经没有地方住了，我能怎么办？换成是你，你怎么办？她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难道自己不该与西门子签约去做党卫军守卫？但那只是一个工作机会而已。法官被问得目光闪烁、一时语塞。同时，当法官问她着火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开门而一任她们被烧死的时候，她说：“当时的情形是门一开所有人会跑出来，我们无法恢复秩序，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好他们！”

　　正是这一回答使法官如释重负，因为他已经借汉娜之口证明了守卫们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300名犹太女人死亡，却放任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哪怕按照纳粹的法律，谋杀罪也已经可以成立了！背负着舆论压力的法官是一定要将汉娜定罪的，他最终成功地从老实的汉娜口中套出了想要的话，法官精明、老练，却又略有些狡诈。

　　确如迈克的同学所说，这场审判，不过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罢了。二战时的欧洲有数以千计的集中营，为纳粹服务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汉娜六人只是这个庞大杀人机器的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但二战之后，连德国人自己都知道自己制造了多么巨大的罪恶。社会的道德内疚需要宣泄，历史无法轻易翻过，但整个国家又难以接受对整整一代人的拷问，于是这场审判成为了替代品，仿佛罪孽就此得到惩处、正义就此得到恢复，所有人从此可以忘掉过去、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

　　不是汉娜几个人应当为大屠杀负责，而是整个民族应当为大屠杀负责。问题是：属于整体的责任，就成了无法追究的责任。这是现代技术官僚体制的后果：他们每个人都无法直接杀人，但他们共同工作的结果则是低成本、高效率的大屠杀。在纳粹领导的官僚制下，一方面，人们各司其职，绝大多数没有被血腥场面冲击视觉与心灵，这使他们感受不到道德反思的必要；另一方面，像汉娜这样的普通人，所做的只是价值中立的技术性工作，完成任务的责任取代了道德、伦理和政治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外在的观察者才会懂得，汉娜越是老实本分、尽忠职守，就越是为大屠杀出了力。但在1943年的德国，置身事外可以是汉娜的选择么？

　　大奸大恶的人作恶是可恨的，普通人作恶则是可悲的。如果没有全民族每个成员痛彻心扉的自我反省，悲剧的幽灵就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