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国土所长坚守耕地原则疑遭打压自杀

　　国土所长之死

　　在越来越踊跃的土地开发冲动下。基层的土地监管者，既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守土职责，又要保证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

　　在这个矛盾下，他们的处境和生命何其脆弱

　　本刊特约撰稿/刘刚 (发自 江西武宁)

　　国土所长余静鹏，情绪不对劲有一阵子了。

　　最早察觉异常者，是农用车司机黄锦标。

　　黄家在上汤乡国土所斜对面。2009年3月开始，余静鹏找上门，请求搭伙，一日早晚两餐，每餐5元。起初还有规律，到了6月4日，余静鹏就突然“消失”了。

　　5月下旬，余静鹏在路上偶遇黄锦标，硬塞给他100元伙食费。黄纳闷，不是说好了年底结算吗，这个所长怎么啦？临别，余静鹏说，“有机会吃到过年，到时再给伙食费”。

　　端午节前，余静鹏专门跑到好友刘声淼家里。那天，刘声淼不在，余静鹏留了句话，“嫂子，搞不好，过完节，我就要进号子。”离开时，余神情黯然。

　　5月27日，端午节前一天，余静鹏在农资连锁店，买回一瓶甲胺磷农药。

　　5月29日，余静鹏约刘声淼县城见。刘问，说你出了事，是输了钱？还是挪用了公款？“不是钱的问题。他们说我监管不力。”

　　“不就是受个处分，有什么了不起？”刘安慰余。

　　“不是那么简单。说要开除工作。”

　　空了分把钟，余静鹏突然冒出一句，“我想死了算了。”余此前很少向外人表达过绝望，包括他的妻子和3个儿子。

　　6月1日前后，从不和儿子谈论工作的余静鹏，分别给远在广东、广西的儿子打电话，父亲跟儿子们开玩笑说，饭碗可能没了。还郑重地交代儿子，结婚时要请谁谁谁，名单罗列了一大堆。

　　余静鹏夫妻感情不和，常年两地分居。余最后跟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妻子在江苏，两人没说几句，自此诀别。

　　刘声淼当时没把余静鹏轻生的话当真，以为只是玩笑，他当即力劝：你现在是国土所长了，父母都在，两个儿子马上办婚事，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余静鹏不吭声，吃了一个鸡蛋、一碗饭，走了。

　　一个星期后，余静鹏死了。

　　土地的底线

　　2008年1月15日，余静鹏调任上汤乡。

　　余出身农家，老家在武宁县罗坪镇长水村。高中毕业加入当地护林队，后来进入武宁县委党校，在罗坪乡法律服务所工作过几年。上世纪90年代初，余首批进入国土系统，先后在多个乡镇国土所工作。

　　调任上汤乡后，余从副所长升为所长，尽管上汤乡国土所总共就两个人，余也把这看做一种提拔，“得到局党组领导的信任”。

　　上汤乡党委书记是公安系统出身的徐峰，这是个年轻的一把手，比余静鹏早6年到上汤，在当地已经干了两届。当地村民和退休乡镇干部都说，徐峰曾是原武宁县委书记的司机，但徐峰否认，说自己只是曾借调县委工作过。

　　乡党委书记对新到任的国土所长印象深刻，初次报到，“余静鹏就抱怨，路太远了，不想干。”在他看来，余的消极心态，为接下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余临终前留下过一份工作笔记，其中简单地记录了他在上汤的工作经历。那是2008年。“大约3月上旬，徐书记不在家，张乡长找我去，意思是我刚来工作，经费有问题，算我拿4000块活动经费，要我到上汤路边田里，放一些农户的用地线。”

　　余静鹏提到的“路边田里”，距上汤乡政府1000米。

　　2007年，上汤乡开修公路，乡政府以21元/平方米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这些农田，之后再以200～260元/平方米不等的价格卖给建房农户。

　　乡党委书记徐峰后来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农民买地款已进乡财政专户，但他说这些地属“建设预留用地”，手续还在申报中。

　　“这是基层政府典型的‘以地生财’！未批先建！”武宁县当地国土局一位干部称，不管是什么用地，都要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报批手续，逐级报批，“放线”是报批通过后的最后一道程序，“放线”意味着国土部门允许建房，“但连起码的报批手续都没有办理，是绝对不可能去放线的”。

　　上汤乡长张武的“放线”要求，遭到了这个新来的国土所长的拒绝。

　　“我说，占用耕地必须搞农用地转用，然后再履行报批手续，再可以圈地。(不报批就放线)这种违规操作是不行的。”

　　余静鹏的笔记记载，“在办公室谈了两三天，都没有达到效果。”“然后徐书记找我，要我放线。我说，放不得。他说上面的事他会摆平。我如果有事，乡政府给我工资。最后，要我下午一定去放线。”

　　徐峰承认，上汤乡武装部长付军荣、乡长张武以及他本人，曾多次找过余静鹏，主要是要求余静鹏尽快办理这块地的报批手续。

　　按余静鹏的记录，不管什么人怎么跟他讲，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去“放线”。在徐峰看来，这可能是余静鹏消极工作的表现，但在余的亲友看来，余就是个“一根筋”的人。

　　“他原则性很强！”徐立龙回忆。徐是余静鹏的大舅子，2007年，他打算建新房，要占点耕地，想到妹夫在国土所当副所长，找余帮忙。“话还没说完，他就直摆手，说没办法，”徐立龙说，余静鹏拒绝得很干脆，“上面管得很紧。”

　　以前是得罪亲戚，但这次不一样，得罪的可是乡党委的一把手。

　　和一把手相处

　　上汤位于江西湖北两省交界，因温泉而得名，人口不足7000，离武宁县城70多公里，每天往返只有4趟中巴车。

　　尽管当地手机信号已经覆盖到了田间地头，但在当地村民看来，四面环山的上汤乡，仍然“山高皇帝远”。

　　因为人少，上汤乡政府在编的公务员只有14人，从乡政府大门出来，不到200米，就是乡便民服务大厅，包括国土所在内的“七站八所”都在这里。

　　“大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个基层政府的运作，就像一个圈子，以乡党委书记为核心，围着转。

　　国土所是县国土局的派出机构，受县局和乡党委政府双重管理。虽然服务地方经济也是国土所的工作职能，但当同级党委政府的做法与土地法规相抵触时，因国土所的人、财、物都不归乡政府管，不同的所长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这其实很考验一个管理者的领导艺术，”一位当地国土部门退休干部说，有的会服从当地党委政府，有的则会向上级国土部门汇报，还有的则坚持原则依法办事。

　　余静鹏显然选择了后者。

　　受制于交通，上汤虽有温泉资源，但也鲜有外商前来投资。“人少地多。”这些年，“土地出让金”成为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书记徐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规定，正常招拍挂手续下，当地出让土地所得，“67.5%返还乡里”。

　　去年，上汤乡财政收入是356万元，而在2005年，当地财政只有149.5万元。

　　武宁县国土局一位干部介绍，国家的土地政策重点是保护资源，而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重点是开发利用。“立足点、出发点明显不同，要国土部门履行好既保护又开发的双重职能，很难。”

　　实际上，这也是地方一把手和基层国土监管者的尴尬关系。两年前，国土资源部执法局局长张新宝受访时曾说，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的主导。而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的处境十分被动、尴尬。

　　书记徐峰否认政府主导“放线”，但他承认，私下里找余谈话时，曾建议“为上汤做点工作，尽快把材料往上报。有没有指标是另外一回事，不报上去，上汤就是死水一潭，经济得不到发展。”

　　对乡党委书记说“不”后，余静鹏开始被这个圈子边缘化。在他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乡政府开会，说我不跟党委政府保持一致，阻挡上汤经济的发展，必须给我制约。”

　　当晚，乡里开森林防火会。“在会上，我说不会骑车，徐书记回答我，可以走去。”

　　“第二天，乡里贴了布告，说我不能在乡政府食堂用饭。当时，我眼泪都快出来。在这环境下工作，我真是参加工作来第一次。”

　　无奈，余只有在司机黄锦标家搭伙吃饭。

　　余静鹏在最后留下那几页纸里写道，“我当时想拉点关系，都没人敢搭理我。”

　　6月16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党委书记徐峰一再强调，上述事情都发生在去年6月之前，没有任何针对余的意思。但在余静鹏亲友看来，这实际上就是乡政府给穿小鞋，原因很简单，他“不听乡政府的话”。

　　得知基层土地所长和当地一把手不和，2008年3月20日，武宁县国土局曾派纪检组长余绪华到上汤乡，协调工作。

　　县国土局了解情况后给乡政府做工作，称余静鹏是坚持原则办事，没有错。

　　即使在协调过程中，乡政府仍主动提议：余静鹏年纪较大，又不会骑摩托车，建议调往别处。

　　余静鹏在工作笔记里说，“实际我知道，这是赶我走。”

　　“余静鹏是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这样的人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调走，那岂不是助长乡政府的威风？”武宁县国土局的一位干部介绍。

　　2008年4月，武宁县国土局分管报批的副局长认定：余不松口的那块地，是基本农田，不能建房。

　　余静鹏得以继续留在了上汤乡。

　　但在基本农田上，楼房还是红红火火地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