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与妻子一起结束生命

　　73岁老教师在庭上称，杀妻是为了不拖累女儿

　　通讯员 夏法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昨天上午，下城区法院里，两名法警搀扶着一名穿着病号服的老人颤巍巍走上法庭。

　　“朱老师羁押在看守所里的时候，就转了3家医院。

　　朱老师已经73岁了，罪名是故意杀人。今年4月11日，住在下城区西健康路的朱老师，亲手勒死了小自己10岁的妻子，然后给女儿留了一封长长的信。

　　旁听席上，年过五旬的张女士是朱老师1966年教过的学生。

　　“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张女士说，这是朱老师以前经常在课堂上讲的。

　　嫌犯口述

　　我和老婆将来生活不能自理

　　我女儿没能力收拾残局的

　　4月11日凌晨2点左右，我起来小便时感觉自己右脚的脚底板发麻，回到床上时用左脚和双手按摩自己的右脚，按摩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我感觉右脚稍微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恢复知觉。

　　这时，我就在想，这样发麻会不会是中风的前兆，我感到十分恐惧（注：朱老师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因为同样病症过世或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我想我老婆有躁狂症的，如果我中风倒下了，她肯定是承受不了这个打击，躁狂症肯定要发的（朱老师说，妻子一受刺激，病情就发作，表现是又吵又闹、往外跑、还要寻短见，曾多次因此住医），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和我老婆要是都倒下生活不能自理的话，我女儿没有能力来收拾这样的残局。再加上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老婆发脾气，我一直在忍受，但我自己睡不好，忍受能力下降了，所以就冒出一个念头，与其这么痛苦地生活，还不如两个人一起离开算了。

　　我用绳子勒死老婆后，来到客厅，给我女儿写了一张字条，大致内容是：表明妻子是被我杀死的；表明我杀妻子的几点原因；表明要结束我和妻子的一生。

　　这张字条我写好后放在我和老婆睡觉的房间写字台上，放在绳子的边上。之后，我将我和老婆的身份证件，存单、存折等物品收集之后，放在一只灰色的拎包袋内，后将袋子放在我们睡觉房间写字台旁的凳子上。

　　（随后，朱老师给女儿打了电话，并报了警。民警赶到时叫了120，但医生赶到时，朱老师的妻子已经死亡。）

　　夫妻平时关系不坏

　　朱老师说，自己结婚时已经35岁，妻子是别人介绍认识的，结婚之前并不知道对方有躁狂症，婚后两人的关系并不坏，妻子平时病情不发作时和正常人没两样，每天早起买菜、洗菜和做饭。

　　朱老师说，他有高血压，现在能靠药物控制，今年2月下旬，自己到浙医一院看过，医生说他有轻度抑郁症。

　　朱先生唯一的女儿今年已经37岁，事发当天7点左右接到电话后，她就与丈夫一起往父母家里赶，等他们赶到时，看见父亲坐在他们家通往三楼的楼梯上。

　　朱老师的女儿在笔录中证实，父亲的确有高血压，其他没有什么病，母亲精神上有一点毛病，睡眠不好，案发前基本每天都吃药，具体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吃的是什么药，女儿表示不清楚。她觉得父母感情一直很好，没见过他们吵架。

　　“我自首是想偿命”

　　朱老师的视力和听力都不太好，他一直侧着身子努力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问话，但回答起问题有条不紊。

　　特别是检察官宣读完起诉书后，他马上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起诉书里提到他妻子有“躁郁症”，这个说法不对（检察官指出，两种病名指的是同一种病）；另一点，自己下手时妻子是醒着的，而起诉书里说是睡着的。

　　“一开始我本想割脉自杀的。”朱老师在法庭上抬起手，另一只手做了个割的动作，但怕割脉后死不了，还拖累家人，思考再三最后选择报了警。

　　“杀人要偿命的。”朱老师说。

　　40年前的学生来送别

　　法庭经过近两小时的审理后，采纳了检方指控，但考虑到朱老师作案时患有抑郁症（无精神病性症状），属于限定责任能力，案发后自首且认罪，一审从轻处罚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朱老师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这起案件法院原本定在昨日上午9点10分开庭，但由于押解的囚车遭遇交通堵塞，庭审因此延迟了近20分钟。

　　就在等待期间，朱老师家属、朱老师的学生发现有媒体记者参与旁听。

　　“你们写他杀老婆，别人会误解他是坏人。”他的几个学生说，“他永远是我们的好老师。”朱老师平时不抽烟，带出来的学生不能说个个飞黄腾达，但没有一个犯罪的，他做事情也经常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每年初中同学或校友聚会时，肯定要请朱老师。”

　　有的人认为“他杀死妻子是因为太爱妻子”。

　　朱老师的女婿说，1958年朱老师年轻时被保送清华大学，可由于身体原因退学了，随后他回到杭州并在几所中学教过书，一直到退休。“退休后，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元，妻子没有收入，女儿的家庭情况也不算太好。”张女士说，这或许也是朱老师最后选择走极端的原因之一。

　　在判决后，朱老师被带下法庭的那一刻，很多学生都涌向法庭通道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