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做客嘉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陈东琪

　　陈东琪经济学博士，1990～1991年、1992～199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做特等生和博士后项目研究。1999～2001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2002～2003年，任国家计委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2003年6月以来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成为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同年入选国家七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

　　“为了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从去年10月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投资计划在内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调整振兴十大产业的规划，等等；到今天已有半年多了，效果也已有所显现。我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下一步调控要力促经济持续回升。”日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本报《理论前沿》周刊邀请，做客《首席观点》，分析了当前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及需要注意的新矛盾、新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下一步需要进行怎样的宏观调控的操作，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今年经济形势的三大变化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市场动荡，经济急剧衰退。我国经济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下滑。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从去年11月份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调控措施，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您认为政策措施的效果如何？

　　陈东琪：今年经济形势出现了三个大变化。

　　第一，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已经得到基本控制。

　　有几方面宏观上的基本特征：第一是总需求旺盛，包括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尽管出口是负增长而且是两位数的负增长，但顺差每个月平均保持在100多亿美元的水平。所以总需求基本旺盛。第二是货币信贷开始增长。第三是工业增长见底反弹。第四是从GDP增长看，虽然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仍然在减速，但是比较四季度与三季度的降幅，已经在缩小。从这四个方面分析宏观经济基本触底。

　　从固定资产投资看，今年一季度是28.8%的增长速度，1~5月同比增长32.9%。从消费需求看，消费是旺盛的，从去年的三季度最高23%的名义增长到今年的一季度1、2月份下降到最低，但是3月份是14.7%，4月份是14.8%，5月份是15.2%也就是说没有再继续往下走。现在的实际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尤其是实际消费比名义消费需求大。从货币供应量看。M2已经到了25.74%,M1连续数月大幅度上升，现在到了18.69%左右。与上世纪90年代的货币供应量相比，这也是增长比较快的。从产出角度看，今年1、2月份工业增长3.8%，3月份8.3%，4月份7.3%，5月份8.9%。因此，总体来看，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应当说触底的迹象比较清晰。

　　第二，从微观层面看，微观经济逐步在转暖。

　　首先是先行指标持续向好，概括起来四句话，一个是信心增强，包括投资者信心，消费者信心，企业家信心。二是指数上升，主要是制造领域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三是订单增加。四是库存减少。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去年10月份是38.8,今年3、4月份超过50的分界线，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涨很快，说明需求看好，PMI指数上来是很重要的指标，现在，六个月中已经有五个月上升，形成趋势的话，让它下来不容易，所以PMI指数，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的指标。企业家信心转好，说明微观经济领域信心增强。信心增强了，订单增加了，国内的库存现在除了住房外，其他消费品的库存都在减少。最近看到美国的最新情况，3月份的库存也在下降。

　　微观经济活动转暖的第二个指标主要是市场回暖。股市、车市、房市，还有家电市场，这几个市场都在发生变化。全球的股市和中国的股市应当说最近几个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去年10月份上证指数1600多点，到今年6月份，由1600多点到接近2900多点，累计上升幅度超过60%,这说明投资者的信心在增强，当然还会有反复。它是很重要的指标。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地区和其他地方的股市都在走好。说明不是单一国家或者局部地区，是全球的现象。汽车市场，在北美和欧洲汽车销售下降的条件下，我们今年的汽车销售非常好。最近连续3个月销售超过110万辆，今年估计汽车销售会超过1100万辆，全球第一，去年只有938辆。这次汽车市场发展的力度我认为可能比2002年到2007年那次汽车上升的力度还要大。汽车消费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市场，因为我国国土跨度很大，人口众多，加上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速公路、普通公路都发展很快。现在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家电市场都是转暖的。说明经济的整体回升复苏还是具备了一定的起始条件。

　　第三，经济发展结构趋向改善。

　　经济调整时期，迫使企业调整结构，最近的结构调整有一些新的趋势。从工业看，低端工业的增长减速，但是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包括金融服务业、旅游服务业、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医疗卫生服务业、文化体育服务业，都是在加快的。今年铁路、地铁、公路、水利设施、生态环保这些基础设施投资都在增加，这有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增长，为今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支撑。上一轮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连续繁荣，跟我们搞了大量的基础产业有很大关系。

　　高能耗行业增长减速，像钢铁、电解铝数量下降，整个外向投资减少，但是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在增加，比如说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等；新技术产业增长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引擎式的产业。到现在为止人类有三次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70年代，19世纪，上个世纪，这次危机之后应当有第四次新技术产业革命。2003年以后，新能源的发展变得很重要。生物医药在我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是13.28亿人口，如果2020年老龄化变成15%左右是2.2亿左右的老人，这还是65岁以上，随着寿命的延长还会更多。所以，医疗产业非常巨大。新医药产业是未来第四次新技术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区域结构的变化。东部经济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增长减速，对全国GDP贡献很大的这两大板块，其传统形态的工业增长在下降，主要是外部需求的影响。这部分产业大量转移到中西部，对全国来讲是东部下降了，中西部增长了，总量不变，但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转移带来了经济发展加速。

　　近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记者：温家宝总理最近在湖南省考察时指出，由于世界经济走势还不明朗，特别是外需继续减少，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固，要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您认为近期经济发展会面临哪些困难？

　　陈东琪：首先，从外部角度来讲，外贸出口增长前景不明，尤其是短期增长。主要是四个大的贸易伙伴有效需求在收缩，欧洲、美国、日本、东盟地区，我们出口主要是这几个大的市场。而这四块的需求由于全球衰退带来的需求收缩，特别是美国，这次危机以后一个是金融监管会加强，二是会改变过度消费的模式。美国作为我们的大出口市场，如果需求不景气，对我们的出口有很大影响，而且美国的经济恢复还需要很长时间。欧洲、日本也是这样。我们外需不好，还可以搞内需，他们不行，房子有了，车有了，社保买好了，家庭医生都有了。它搞内需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刚起步，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落后也是资源。东南亚这些国家的需求也在收缩。因此，我国今年的出口增长到目前都是负增长，还都是两位数的负增长，从出口增长到进口增长都是负的，所以说我国外贸前景不明。

　　其次，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持续增长后劲不足。主要是实际失业率提高。居民的收入没有明显加速上升，财富效应下降，转而收入减少。要使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必须有收入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下一步要促进经济回升带来就业同步增加，从而使居民收入增加。

　　再次，民间资本投资体制不活。目前的投资主要是政府财政资金推动的投资，投资持续时间过长，公众投资的边际效益会下降，民间投资就会失去积极性。要改善投资结构，民间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必须跟上来。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是资金，第二是体制环境，比如有些垄断行业，民营资本进不去，这是制度性的门槛。资金方面也是这样，金融体系里存在对某一部分企业的金融排斥现象，这两个体制制约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而民间资本投资将会是整个投资持续增长的关键推动力。

　　第四，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不牢。物价基本稳定既要防止过高的通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CPI连续几个月下降，PPI连续下降，而且是不断扩大，因此近期来讲，通货紧缩压力还是蛮大的。但我们毕竟搞了那么多的资本投入，中长期有通货膨胀的隐患，现在货币流动性慢还没有问题，一旦货币流动性加快，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因此，整个政策选择面临进和退两个压力。我们怎么样从里面找到均衡，这是操作的技巧。

　　第五，结构转化升级动力不强。尽管三个结构有出现转化的趋向，但是整体来看，我们的结构转变内生性动力不足，从东部地区来讲，珠三角、长三角被倒逼着进行结构调整。但是结构调整在这次危机之前进行得比较慢，这次危机带来调整压力，但调整结构不是周期性地调，是持续性地调，要求结构调整有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安排，必须是长效的、内生的。这种结构调整要求我们制度跟上。

　　 下一步宏观调控着力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

　　记者：面对这些新问题、新矛盾，下一步宏观调控的方向是什么？

　　陈东琪：宏观调控下一步特别是今年后两个季度，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一个是总量调控，主要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外一个着力点是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体制创新，搞活市场，为今后的新一轮经济繁荣做准备。第三是结构调整，着力促进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次是机遇，既有被迫性，又要有主动性。

　　第一，从调控的措施选择来看，基本的措施，财政货币政策还是维持去年10月以来的选择，开支还是要增加，减税的措施还是要继续。财政方面，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两个方面的空间都还有。落实4万亿，地方政府要赶快配套，钱从哪里来，恐怕还得想办法。

　　第二，从产业政策角度来讲，继续推动重化工业的发展。重化工业模式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有的地方重化工业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技术产业和重化工工业的两个轮子一起推，想办法推动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高科技行业。

　　第三，推动各项改革。

　　价格改革。除了商品价格还有服务价格、资金价格，其他要素的价格，汇率机制的改善，等等。我们要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办法，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在这方面要做一些准备。我们在科技等方面不足，但也有些领域我们有话语权优势，像铁矿石，我们是主要消费国家，比如石油，中国和美国都是主要消费国家，能不能研究合作机制，争取更多话语权。中国今后还是可以通过国内相关的价格机制改革逐步地更为市场化，更为国际化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近中央出台了相关的措施，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们的消费率为什么这么低，为什么储蓄这么高？储蓄高跟社保有关系，储蓄是为了社保，是被迫储蓄，消费率低还是收入不够，说明收入分配格局有问题，财政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居民的劳动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经济增长有一部分没有变成国民的直接福利，没有变成消费，而是变成一种数字。要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就要增加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使企业的收入部分相对降低，这样有利于长期储蓄和消费模式的转换。从扩大内需长远战略来讲，这个改革应该加快推动。

　　金融制度改革。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带来全球的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使全球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整个亚洲缩水将近10万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的全球代价非常大，因此对金融体系的改革非常重要。从发达国家来讲应该加强监管，原来是监管不够，造成滥用资源，特别是美国因为有货币霸权，衍生出金融霸权。所以，金融体系改革应当是建造全球各方利益都能够得到满足的货币体系，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对中国自身来讲，我们这次的金融监管经受了考验，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我们存在的问题是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创新不足，一方面银行的存款非常多，一方面是“要钱没有”,整个制度建设还是有缺陷，中小企业得不到相应的资金，农民要搞项目得不到钱，除了政府补贴，在市场上得不到支持。说明金融体系运作还有很大的空间，金融要加快创新，这里包括民间金融等。(柳立) (来源：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