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道夫

　　治理腐败警察对当今华尔街的启示

　　怎样防止下一个麦道夫

　　洪庆明

　　美国时间6月29日，世界金融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主犯伯纳德·麦道夫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150年监禁，现年71岁的麦道夫将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不过，华尔街金融巨贪们对投资者和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造成的危害并未因此得到弥补。分析危机的源头并寻找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才是今天美国乃至世界政要精英们所要思考的。回顾历史，美国治理曾经贪赃枉法腐败盛行的警界的手法，可能会给今时整顿华尔街的任务带来有益的启示。

　　当今华尔街犹如腐败警察局

　　毫无疑问，华尔街最近的丑闻季节繁盛而多产。这个令无数人痛苦的季节开始于2008年春天的次贷危机，导致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破产，至麦道夫的500亿美元的金融诈骗案案发而臻于顶峰，进入漫长黑暗的寒冬。

　　并非是麦道夫导致了金融崩溃，但他是危机发展的标志性的家伙。《伟大的博弈》———描述华尔街三个半世纪的历史———的作者斯蒂尔·戈登说，这大约是危机与市场起落同步的20年循环周期：在当下金融惨剧之前7年，是安然公司和市场分析师丑闻的惊爆。在它们前面不远，是公平筹资公司欺诈以及经营垃圾债券的德崇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内部交易和垃圾债大王迈克尔·米尔肯丑闻。这一系列丑闻的追溯，竟然可以一直绵延到16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疯狂乃至更早。

　　如果这听起来令人绝望，那是因为确实如此。大家都认为，金融丑闻是贪婪和人性弱点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贪婪将一直伴随着我们，”美国金融博物馆总裁李杰仁说，“我们不会改变。”

　　但是，不要听天由命地接受这些丑闻，世人需要的是一种审视这种问题的全新路径，以杜绝丑闻无穷无尽的循环。作为开端，也许华尔街不再应该被视为一个只是偶尔偏离轨道的健康机构。相反，它应被看作是充斥着伺机损人利己警官的警察局。

　　劳伦斯·谢尔曼，剑桥大学和宾州大学的刑法学家，终身研究警察腐败。他1978年出版的著作《丑闻与改革》，研究了美国警察机构最黑暗的时期———那黑暗一如当今的华尔街。

　　像今天的金融犯罪一样，警察腐败当时也是无所不在，系统而普遍，看似难以根除。例如纽约市的警察署，同样经历着20年的丑闻周期，充斥着有组织的犯罪和鼓励不诚实的制度文化。谢尔曼说，一系列因素的结合打破了这个周期，其中包括公众的愤怒和市政当局的干预。今天的华尔街如此横行无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上述二者的缺席。

　　监管机构不作为麦道夫漏网

　　共同基金公司“先锋集团”创始人博格尔认为，这种比照是恰当的。他指责银行家和交易商要对华尔街丑闻的循环往复负部分责任：“警察腐败和股市腐败之间的类似性是，毒品贩子有无尽的钱花费，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

　　直到近些年前，系统腐败还是美国警察力量的常在问题。警员们从毒贩和赌徒那里索取贿赂，腐败是组织化制度化的。但一众城市选择直面这个问题，而非听之任之。这些城市不是将腐败的警察力量当作一堆坏苹果而是当作已经出轨的机构来加以处理。谢尔曼称这些力量为“偏离因素”———既然他们偏离了，那就通过社会规范和法律，让他们尊崇规则，合法地达到目标。

　　这也是对华尔街问题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诊疗方案。想想去年的诸多丑闻吧———次贷债券、有问题的会计方式，在华尔街的各大公司蔓延，它们借此获得巨额利润和红利。这是社会鼓励的合法目标，但它们的手段偏离了社会规范：罔顾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或无视希望购买更大房子的业主紧张的财政，这些公司不仅拿自己冒险，也是拿整个金融体系冒险。

　　监督力量———市政当局和高级警官不作为或缺乏效率时，警察腐败就会风生水起。这跟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一样的，在考克斯领导下渴求资源的证交会执法人员的失败，与过去的美国政府面对警察腐败无能为力是一个道理。以前，警察当局对告发坐视不理。最近，证交会也是如此。比如，自2000年以来，证交会就一再忽视哈里·马克波罗关注麦道夫的呼吁。

　　治金融违规就是罚款罚到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倾向于在事情发生后矫正错误。当人们指责它在麦道夫问题上毫无作为时，该机构就用这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设立证交会的宗旨不是为了事先调查，而是事后监督和处置违反证券法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利用“承诺判决”。按照这种判决方式，被告公司或银行家宣誓不再违规了事。证交会的目标是减少昂贵的诉讼，同时阻吓其他可能的作奸犯科者。

　　但问题是，对已经犯下金融罪的人施以这样的惩罚不起作用。像麦道夫这样的人不会想到处罚，对证交会官僚施加的那点“威胁”根本不当回事。“他们不认为自己会被抓住，”密歇根精神病学中心助理精神病学家波廷加说，通过对白领犯罪的详尽研究发现，白领罪犯和普通窃贼毫无差别。公园里的诈骗贩子不能启动庞氏骗局，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控某家急切地想掏出钱来的华尔街公司。

　　美国证交会也意识到了预先防范的需要。2004年，该机构建立了风险评估部，目的是开发新的公式用以分析信息，以便准确地评估在市场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的市场风险。但问题是，这个最初是7个人的部门，到了2008年2月时竟萎缩到只有1名工作人员。当然，现在它再次扩编到了7人。

　　毫无疑问，金融危机中最恶劣者必定会被起诉，监禁判罚毫无疑问会落到次贷危机中最惊人的作奸犯科者头上，例如麦道夫。但这无关痛痒，正如我们所见的，惩罚不能阻止金融恶行。

　　统计数据显示，有效的警察改革要求将大量腐败的警察官员迅速而公开地解聘。我们需要把改变华尔街的行为方式放到适当的位置上。金融惩罚应当加大力度，我们业已经历的某种痛感要转到银行头上，如果它们胆敢再试水的话。当某银行或对冲基金大规模地违反公众信托，罚款不应该以具体数额的美金表示，而应以年收入或利润来表示。就像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公司付不起罚款，它们可能被国有化。

　　本版编译·洪庆明·

　　■评论

　　监管无力演绎全球经济惨剧

　　麦道夫的横空出世，金融危机的席卷全球，可以说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未能跟上复杂的金融市场对规范更新和制度建设提出的要求。这暴露出在一个快速变化的金融世界里，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捉襟见肘。

　　首先是对“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产品缺乏监管，导致大规模的次贷及衍生产品不断滋生蔓延；其次是对金融机构高管缺乏有效监督，致使他们风险责任淡泊，为套取最大利润从而实现个人最大利益，拿投资者的钱无止境无限制地疯狂投资，当个体的贪婪压倒一切，整个金融系统和投资者却承担了风险。再次是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无力。这次金融危机波及面之所以如此之大，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抵押贷款证券化和再证券化。这里涉及信用评级环节，即由专业信用评级机构对拟发行证券作出信用等级评定，把债券分为投资级或投机级。由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只能把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选择投资产品的主要参考依据。但是，美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和专门监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也没有为每次评级进行审计，有时还依赖未经审计的财务信息。一旦评级结果出现偏差，误导了投资者，使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如何赔偿并无明确规定。

　　这次危机，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朝着自由主义方向发展的历史大势和观念形态的产物。这个时代，随着二战后西方实行的福利国家的破灭，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风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失宠，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各国重新得势。其理论要义就是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充当“守夜人”，让市场去发挥作用。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是这一经济理论的有力实践者。里根曾讥讽说：“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推出一系列的法令，实现了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取消了分业经营的规定，允许金融机构进行业务交叉，实行混业经营。金融机构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衍生品无须监管机构的批准，只要注册就行。次级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及其衍生品，就这样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