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傅立民在上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

　　美国驻沙特前大使傅立民专访--我为什么没当上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阻击我的游说集团非同寻常，它在为外国的政党效力。他们不想辩论，只想压制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他们采取的手段是‘人格暗杀’、编造令人反感的罪名和语录。我受到很多‘凶手’暗算。”

　　文/ 洪立 图/ 小武

　　奥巴马政府就职前后的高层人事任命，很难用“顺利”二字来形容。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个故事主角的名字并不陌生：1972 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之旅的美方首席翻译、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傅立民。去年2 月，本报曾在上海对他作过独家专访。

　　2 月26 日，傅立民被任命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消息曝光。不到半个月后的3 月10 日，他又宣布不担任这个职务，轰动了美国政界。

　　事后《外滩画报》与傅立民联系，当时他表示暂不接受采访。不久前，他终于在华盛顿家中接受了记者电话专访。

　　B=《外滩画报》 F= 傅立民（Chas Freeman）

　　奥巴马政府为何请我当NIC 主席

　　B：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国家情报委员会（NIC）主席？

　　F：去年12 月，国家情报总监、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找到我，邀请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我很犹豫，直到1月下旬才答应下来。我曾为政府效力30 年，不想再回去干了—这在中国人听来可能很奇怪。理由有很多：我喜欢自由自在地说话，我喜欢现在的清闲、只为自己干活，什么时候想放假都可以；我经商的收入很不错，不用每天上班应卯，随时可以在家里干活，也不必忍受政治干扰和非难；最后，由于以前我担任的一些职务，我享有一定的保密级别，却不必受到相应限制。因此在我看来，重返政府只会带来烦恼和挫折感。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主要是因为我有一种要命的爱国主义情结。当国家召唤时，我觉得很难拒绝。其次，我被说服自己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尽管从个人角度说，重返公职很麻烦、很不讨人喜欢，但我认为自己能为国家帮上忙。

　　B：以前你和布莱尔上将熟悉吗？

　　F：我和他很熟，我们认识至少10年时间了。我很尊重他，觉得他很有理智，与他共事很让人愉快。他曾任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负责范围从美国西海岸一直到印度。我多次陪同他访华，当时我们都在防务分析所（IDA）工作，他是所长，我是理事，我们有很多机会互相了解。我们互相欣赏彼此的思考方式。

　　B：他看中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

　　F：他列举了好几点：我拥有拉美学学位，经验比多数人更丰富，曾派驻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多国，熟悉中、朝、韩、日和中东，会说阿拉伯语，曾在欧洲制定防务政策，也经常走访中亚。第二，我有创新性思维的名声—用非常规方式想问题。最后，我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在意“政治正确性”著称。正是最后这点被那个小集团用来打击我。

　　B：你接受过任命前背景审查么？

　　F：本届政府有一点很不同寻常：奥巴马采取了一种企业式管理模式，将人事决策权充分下放。内阁成员和部门负责人被授权组建手下团队。尽管白宫中肯定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不认为总统亲自过问了对我的任命，白宫的政治部门也没有被特意征求过意见。所有的管理教科书都会告诉你，奥巴马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最有效地鼓励下属发挥。但问题在于，这里牵涉的不是企业，而是政治机构。如果总统不控制人事任命，一些观点与他迥异的人就可能加入政府。另外，如果某项任命遭到攻击，他会把为其辩护一事交给部门负责人来做（在我的例子中，就是布莱尔上将），而这往往是不够的。不过，发生这种情况极不寻常。这一职位不必经参议院确认，只需直接任命，通常不会引人关注。这次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是因为我曾经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政策—用很多以色列人也采取的方式。我认为以色列目前的做法，损害了自己和美国的利益。它在土地与和平之间选择了前者，不与巴方就领土分割展开认真谈判。我认为这些政策行不通，最终会损及以色列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