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程度，也取决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能否建成几个世界级的智库，中国智库能否拿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

　　章玉贵

　　30多家全球顶级智库、100多位前政要、诺奖得主以及全球500强CEO聚集北京全球智库峰会，探讨当下各国普遍关切的重大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世人注意到，自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与金融危机以来，在探讨危机成因、稳定全球金融、求解世界经济复苏问题等方面表现得最积极的，并不是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而是作为危机重要受害者的新兴经济体。依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以及G8等国际组织，尽管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但在现有的治理框架内，上述组织已经很难引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在此情势下，由全球经济大国中基本面表现最好的中国主倡并举办首次全球智库峰会，恰逢其时。

　　以“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为主题的首次智库峰会，几乎每一项议题都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建议的前瞻性。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认为，应该重新设计金融体系；曾培炎建议设计出一种机制，保持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休克疗法”首创者、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长萨克斯则承认，从长远来看，美元不能作为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存在，因为美国已不是全球最坚不可摧的经济体；此外，峰会对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战略与责任以及全球消费与储蓄等论题的探讨，对求解世界经济复苏难题、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很强的政策参考意义；而峰会发布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北京倡议》，则针对业已呈现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苗头，呼吁各国在抵御金融危机中保持开放的经济体系，以避免各国经济政策出现“合成谬误”。而所有这些，均体现出由曾培炎领导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这个超级智库的雄心。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以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为代表的中国官方智库尽管在提供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相关研究与政策建议应急性色彩浓厚，较少能够提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前瞻性建议，国际影响力一直难有实质性提高。因此，在诸多高级别的国际事务讨论中，主导议题的往往是美欧智库人士。甚至像高盛这类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其研究人员也不时抛出能够左右国际视线的观点。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乃至“金砖四国”等吸引世人眼球的概念，无不出自美国人的创意。而兰德、布鲁金斯学会等超级智库更成为美国推行机制化霸权的智慧依靠。即便是在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地位有所削弱的今天，美国依然能够通过左右一系列国际组织、机制和联盟建立起来的秩序范式，主导着国际金融秩序，制定着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力圈与话语权，敲定金融市场价格水平，在掌握金融话语权的基础上凭借其对国际舆论的操控，迫使其他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跟着美国起舞。可以说，国家利益意识极为浓厚的美国智库，在提升美国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进而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方面功不可没。

　　而今，由中国主持召开全球智库峰会，既是经济与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智慧之士集体求解世界经济难题的一次盛会，也是经济实力与国际责任感不断增强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议题讨论，进而提升经济话语权的一场舞台热演。

　　笔者曾在此栏说过，尽管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即便是在经济异常困难的2008年，中国依然为世界经济贡献了20%的增长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并没有取得与其经济贡献和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这也难怪，作为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主要经济大国是不会轻易让渡经济话语权的。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指出的，对富裕国家来说，坦然承认地缘政治意义，和为肆意挥霍付出国内代价一样痛苦。因此，尽管西方已默认世界经济力量正在向东方转移的事实，并乐见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只是想把中国纳入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中，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挑战既有的国际经济准则。

　　而今，中国不仅有机会更有必要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积极主导的角色。而中国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程度，也取决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中国智库能否拿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而现实情况是，中国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提出过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话语范式。正如桑顿所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非常缺乏，中国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除了积极拓展已有官方系统的对外沟通平台，充分利用重大国际场合表达中国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之外，无论是胸怀世界的企业还是像“国经中心”（CCIEE）这样的智库，亟须积极创造条件或者争取条件，延揽一批具备全球视野和较强国际沟通能力、通晓国际经济规则，并能不断拿出建设性和前瞻性创意的高端人才。中国的财经智库也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积极提升研究水平和政策建议的精准度，在把握世界经济与金融大势的基础上，力争早日建成几个世界级的智库，为在全球治理中提升中国国际地位贡献高水准的话语影响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