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症精神病患者，社会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赵青 摄

    □ 本报记者 高申现

　　在深圳现有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一部分病人具有危险行为（即肇事肇祸）倾向，“这对社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对此，日前我市出台了《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技术指导方案（试行）》（下称《方案》）。“深圳必须针对现状，在体制上有所创新和改变。”

　　记者也注意到，此前有人大代表提出，深圳应建设精神病康复农场，为重性精神残疾人提供养护服务。

　　1个案：

　　重性精神病患被“锁”

　　冷冰冰的铁链，常年锁在刘成（化名）的身上，他被囚禁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这是他，一个被称为“站在生命极地之外的人。”作为24岁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多年。

　　但他的家人似乎没有办法来恢复他的自由，“他是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人。”刘成的家人无奈地说，之前，家庭已经花去了不少钱用于医治，但情况时好时坏。两年前没有把他锁起来，但他出去后老是攻击别人，这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有一次，刘成跑到街上，把一个学生打成轻伤，“把人家的鼻子打出血，眼睛都打肿了。”后来刘成的父母进行了经济赔偿，但却追究不了他的刑事责任。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尽管有时候看他也觉得好可怜，但为了家庭和社会来考虑，还是暂时把他约束起来。”他的父母说，其实重性精神病人伤害家人的比例远远高于伤害外人。“我们也被他打过。”

　　在记者的采访中，对于患有重性精神病人，其具有危险性行为倾向者并非少数。深圳康乐园心理咨询中心心理专家詹春云说，重性精神病人越来越呈现明显的低龄化，而他们的监护人往往都已年迈。对于精神病医学知识的缺乏和对病情复发危险的漠视，使得监护人难以真正履行监管责任。一旦患者病情发作，监护人不仅可能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还因为阻拦他们实施伤害行为而最先受到攻击。

　　面对时常发生的重性精神病人伤害无辜者的事件，人们普遍有一种畏惧情绪，甚至将他们称为埋藏在人们身边的“定时炸弹”。

　　2治疗：

　　病人“未治率”太高

　　在谈到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现状时，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教授坦言，就目前来说，深圳重性精神病人的“未治率”太高。“这个群体的病人，有超过90％的患者长期处于关闭的状态中，他们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很多家属为了防止其肇事肇祸，长时间用铁链和绳子把他们锁起来。还有一些家庭是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没有把这些重性精神病患者送到医院来治疗。”

　　同时，深圳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资源非常有限。刘铁榜告诉记者，“深圳的人口总量有1000多万，但能提供治疗精神病的床位只有300多张，人均拥有的床位只有每万人0．223张。这个数字甚至比几内亚还要低。”

　　他进而说，我国明确要求是每万人要达到1．48张床位，这是最低的配置。但深圳只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1／7。“因此，治疗资源的短缺直接造成了大量的病人无法住进来。”

　　刘铁榜对此表达了担忧，他说，这些年来，在康宁医院电脑门诊的登记中，前来求诊的精神病人已经超过了10万人，因此，目前深圳每年有2000多个患者不得不转到了附近的广州、东莞、惠州等地接受治疗。医院的使用率都超过了120％，工作人员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床位。”

　　3监管：

　　患者肇事肇祸

　　比例太高

　　记者在采访时，刘铁榜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都会威胁到公众安全，也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需要进行监管，但他们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重症精神病人非常容易肇事肇祸，而又不能对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因此，对他们进行监管，就成了防止精神病人肇祸的一道“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可以为病人提供有效的医疗，帮助他们尽快康复。

　　刘铁榜指出，公众的担忧有一定道理，原因是“重性精神病患者的肇事肇祸比例太高。”他说，按照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深圳18岁以上的公民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占有比例为1．41％，“这个群体很庞大，就按照400万的户籍成年人基数计算，深圳存在的重性精神病人也至少有5万人之多，而其中至少有1万多重性精神病患者是需要及时治疗的。”

　　“而在他们中间，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比例为千分之三，那么就是说，深圳至少有150个重性精神病患者具有肇事肇祸的倾向，而这些还不包括长期流浪的精神病人，他们又不在管理之中，就如同隐藏的‘地雷’一样危险。”刘铁榜说。

　　4措施：

　　严格保密治疗病患信息

　　因此，深圳必须要有新的机制来改变这种现状。“要降低重性精神病患者的发生率，要使他们不住院就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刘铁榜说，深圳作为重性精神病管理治疗项目全国新增示范市之一，将在今年除盐田之外的五个区组织实施治疗，2010年覆盖全市范围，并且将在7月8日～9日举办深圳市重性精神病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启动仪式暨人员培训班。

　　刘铁榜说，根据《方案》要求，深圳将以区为单位，登记辖区户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并由各区慢病院精神科医生对患者进行疾病诊断复核及危险性评估，建立档案资料，录入《全国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各区从登记的患者中筛选出具有危险行为（即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进行每月不少于一次的随访；对随访具有危险行为倾向的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提供精神疾病主要药物治疗，根据病情需要做好相关化验和心电图检查，确保医疗安全。每月组织发药一次；对发生急性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精神科专业人员应与社区工作站、民警等相关部门协同做好现场应急处理，根据病情需要联系紧急住院治疗。

　　他说，“我们要根据轻重来分级治疗管理，选择出哪些是具有攻击性的重性精神病人，要首先治疗。”刘铁榜告诉记者说，在以往的家庭走访过程中，有的害怕邻居知道家里有精神病人，“怕丢脸”。他们时常会拒绝医务人员进门，这给治疗工作带来了困扰。“我们在治疗过程中都是严格保密的，个人的信息也是严格保护的，因此希望家庭能积极配合一些。”

　　不可忽视流浪精神病人

　　而对于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他说，“希望社会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充分保障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同时，还有一类精神病人一直是精神病患者监管的隐痛，那就是数目更为庞大的“三无”精神病患者(指的是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以及流浪精神病患者。据专业人员介绍，在这类精神病患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有暴力倾向，对他们的监管更是难上加难。首先是因为他们流动性强，不易于集中管理，而且个人卫生状况非常糟糕，大多携带多种传染病，同时生活懒散，治疗难度非常大。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对他们的监控历来都是一件棘手的事。

　　但在此次的《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技术指导方案（试行）》中，流浪精神病人成为一个空白点。对此，刘铁榜说，“希望政府能加大投入，来关心流浪病人的治疗。”他说，如果市民在发现有暴力倾向的流浪精神病人，可及时将其送到康宁医院接受治疗，以避免对社会造成危害。

　　可建设精神病康复农场

　　深圳市人大代表、市残联副理事长黄苏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每年在康宁医院住院的户籍患者近1000人次，其中60％以上为多次发病、反复住院治疗；由于我市医疗机构床位紧张，目前市、区残联每年资助送往省内其他地区精神病康复农场康复的人数超过了200人。

　　“精神病人住院治疗结束，往往需要一个后续的康复环节。”黄苏宁说，如果由医院承担这些康复工作，成本较高，家庭无法承受，同时也不利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目前，国内外发达地区都开展了精神病人在院外康复、回归社会的服务，广州有两个占地超过24万平方米的精神病康复农场，惠州有占地10亩的杨村精神病康复农场，延边有占地100万平方米的精神病康复基地，香港有两个由政府资助建立的精神病农场。

　　她说，深圳应学习这些地区的经验，在我市较边远的地方建立一个精神病康复农场，主要为我市户籍的精神病人在康复过渡期提供生活照顾、独立生活和劳动技能训练，为他们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同时，也为重性精神残疾人提供养护服务，以解除残疾人家庭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