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给低收入者更多机会和空间

　　在笔者去过的世界很多城市，都把他们的集市作为著名的景点来介绍，而且是引以为豪的文化遗存。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还固执地认为摊贩就是落后和“脏、乱、差”的代表，从而简单地以禁止代替管理

　　文 | 陆铭

　　最近的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通过大量出口来发展制造业的道路显然已经遇到了困难。

　　增加就业的希望不能寄托于生产型服务业

　　人们一谈到“现代服务业”，脑子里往往浮现的基本上都是生产型的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前提的，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型服务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本太高，已经高到失去了发展一般制造业的优势，所以，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持领先，就只能是把相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出去，转而发展那些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洲的制造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欧美生产型服务业的需求，而欧美的生产型服务业正因为劳动生产率高，所以其从业者才有足够高的收入来消化亚洲国家过剩的产能。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以上海为例，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要做上去，必须以全国（特别是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为前提，甚至可以说，如果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了，上海的生产型服务业想不好都不行。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因为长三角的制造业是中国领先，那么，上海怎么可能建成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产型服务业并不是靠政府推动而发展起来的，更不能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于生产型服务业。

　　相比之下，消费型服务业才可能成为新增就业的亮点。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当有了车、有了房之后，人们新增的需求中，越来越多的将是服务。正是在消费服务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更高品质的生活。与此同时，人们将自己从各种生活事务中解脱出来，可以更好地工作，或者将时间用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高。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叫“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这个过程才能为大量低收入者创造就业机会。

　　保证不同收入的阶层在城市里和谐共处

　　发达国家的就业也大量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在最近几十年里，电脑的推广是最重要的科技和经济事件。由于电脑可以将一些工作“程序化”，这使得原来在制造业生产线上的简单重复的劳动被电脑所替代。于是，在发达国家，大量的劳动力从制造业中退出。相比之下，服务业里的劳动却很难被替代。虽然像保姆和餐馆服务员这样的工作对于人类比较简单，但电脑却做不了，更不要说医生和大学教授了。

　　从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来看，在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医生、教授这样的高端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适宜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服务业，其比重也明显上升。医生和教授之类的岗位毕竟有限，并非什么人都能做，于是，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来说越来越高，而低技能的服务从业者的收入则相对越来越低，于是，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职业和收入的分化还反映在城市的居住形态上。在一些大城市，市中心的房价越来越贵，所以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搬离市中心，而高收入者则能够承受得起高房价，他们也能更多地消费服务，由此，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岗位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

　　对于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者来说，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而且服务业又需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所以，他们的上班地点不能离居住地太远，太远的话既花钱又耗精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正是因为服务业的工作岗位集中在市中心，使得城市郊区的失业率要高于市中心。结果是，低收入者也纷纷选择居住在靠近城市中心的区域，在城市中形成一些低收入者的聚居区。

　　为了保证这些城市中的低收入者能够获得体面的生活，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一些国家甚至为居住在城市的低收入者提供一定的租房补贴。这些公共政策有效地保证了不同收入的阶层在城市里和谐共处。

　　主干道之外的道路不需要太宽

　　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认真地进行反思。首先，中国的城市规划没有给消费型的服务业创造有利的条件。消费型服务业的一个特点就是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一定要便捷，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的新区）普遍存在的发展误区是，道路建得太宽，动不动就是八车道十车道，一些中小城市为了求气派，道路也越修越宽。为了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应该提倡宁愿建两条四车道的路，而不是一条八车道的路。当然，城市的主干道除外。

　　其次，不能在新城规划时太强调低密度。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条件，有了一定的人口密度，才有足够大的服务需求规模。通俗地说，有了人气，生意才有得做。因此，人口低密度只能是相对的，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划低密度的居住社区，但如果低密度的社区连成一大片，那么，这样的社区就可能没有服务业，居住在这里的人尽管有钱，但无论工作还是消费，都需要开车去市中心，家变成了睡觉的场所，新城可能成为“死城”。这对不能开车的老人和孩子尤其不够人性化。

　　笔者在一些中国城市的新区走访，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结果，中国的城市就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服务业大量集中在市中心，而这又加大了市中心和市郊的通勤需求，造成交通拥挤，于是，人们又渴望市郊的住房能够低密度，但这反过来又不利于市郊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在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大城市的市郊，实际上往往建筑密度并不低，但是高度不高。同时，主干道之外的道路也并不太宽，便于行走。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有利。而且，当市郊与市中心有高速的地铁连接，市中心的轨道交通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在市中心几乎不需要开车，城市的拥挤度可以大大缓解。

　　城市发展中必须转变的思维方式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城市还要给低收入者更多生活和就业空间。这就要转变思维方式，搞明白城市发展的规律。

　　当一个城市处在工业化阶段时，因为工业大量集中在城市的外围，这时，低技能的劳动力的岗位也大量集中在市郊的制造业里。但是，当城市的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后，低收入的服务业从业者的工作岗位大量集中在市中心，这就需要政府在城市中心的不远处布局一些廉租房，使得这部分人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在空间上较为接近。

　　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发展一方面要容忍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人们在生活水平上有太大差距，政府需要制定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为这些人群提供相对低价的公共服务。有人认为，城市中心地价和房价那么贵，廉租房只能布局在远郊。但如果是这样，那些低收入者就会失去工作，而住在城市中心的高收入者如果没有足够的低价服务，其生活成本也会升高，生活质量也将下降，结果可能是“双输”。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不能只想着要用各种政策吸引高端人才，比如说提供住房等，但是，如果没有生活的便利，房子再大也不代表生活质量。

　　前些日子，笔者乘在东京访问之机，去了趟在鲁迅笔下写到过的樱花盛开的上野。最大的感慨不是樱花，也不是位于上野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的艺术品，而是在这个城市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上野东照宫的门口，形成了一条卖小吃的小街，其实就是大排档。这要放在中国，而且是在文物保护单位的门口，非得被赶走不可。

　　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为什么不能允许低收入者在人流汇集的地方摆点小摊，卖卖小吃和旧货，哪怕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在笔者去过的世界上很多城市，都把他们的集市作为著名的景点来介绍，而且是引以为豪的文化遗存。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还固执地认为摊贩就是落后和“脏、乱、差”的代表，从而简单地以禁止代替管理。这是我们今天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转变的思维方式，在低收入者需要就业，经济要继续增长，生活质量要继续提高的今天，尤其如此。假如没有领会并理解这些道理，那么，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都可能是一场空谈。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