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雷思海

　　G8峰会以及G8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将于近日在意大利举行。据透露，G8峰会将主要讨论制定稳定金融市场规则、气候变化、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商务自由化和粮食安全等议题。

　　G8峰会最大的影响力是在经济领域，金融问题毫无疑问，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但由于G8峰会的主要经济议题，向来是围绕着发达国家内部如何协调其金融政策而转的，所以其金融议题很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很难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呼应。

　　与往届G8峰会相比，今年的G8集团面临发展中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首次“金砖四国”峰会刚刚于6月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巴西总统卢拉、印度总理辛格参与了会晤。这次会晤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后续安排，但其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出现，其意义十分重大。

　　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将不断增多，内部协调将更出色，这些协调的很多方面，有的已经具备了替代发达国家优势领域的可能，如货币互换合作等金融领域的合作，就已经对美元和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形成了挑战。

　　G8之所以搞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正是其意识到它们已经逐失去了影响世界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内部互动，并逐渐机制化，让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具备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力的谈判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而言，G8代表的是经济高度虚拟化、证券化的发达国家圈子，而这次参与对话的5个发展中国家所代表的是经济生产低虚拟化、财富高度物质化的圈子。

　　任何虚拟的财富，如果没有实物去兑现，那么这样的财富最后就是一组随时可能归零的数字而已，这就意味着泡末的破灭；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发展中国家低证券化的物质生产和资源的配合，经济高度虚拟化的G8，将很难克服本次以“天量纸面财富无法兑现”为特征的金融危机。

　　G8峰会以及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如果要取得成果，就必须有容乃大，正面应对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的利益诉求。除了原则和形式上的口头高调外，发达国家还应该在当前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出应有的安排，让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现在的国际决策机制更具代表性。

　　比如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在这次峰会和对话会议题的设置上，也应该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如有关国际储备货币问题的议题，作为对话国的5个发展中国家，自然不方便喧宾夺主，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作为发达国家自身，理应清楚国际储备货币是当前国际金融不合理的金融秩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应在这一问题上采取集体沉默。

　　而在更为敏感的气候变化问题上，G8集团要更讲求公平，愿意承担较大的责任，而不是借助其低碳经济大大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地位，以保护环境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更不可把环境问题“玩”成未来国际权力分配的新游戏，以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新理念和实际技术优势，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产和财富活动。

　　自受邀参加“8+5”对话以来，中国一直通过这个平台加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沟通。不可否认，无论是在“金砖四国”还是本次“八加五”对话中，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都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而中国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中国是普通的五分之一。在发达国家真正能够体现胸怀，放下身段之前，对这样的对话，中国也不必有过高的期待。 来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