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云南网消息，今日下午16时05分，昆明市公安局在五华分局召开新闻通报会，就“3.16事件”进行通报。昆明警方表示，公安机关对刘仕华、张安芬容留卖淫案的办理是依法进行的，根据刘仕华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已于7月6日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对于这件被网络传的沸沸扬扬的昆明“处女卖淫”案的事实真相，以及如何给网民一个合理的解释，尊重网民对此件事情真相所享有的知情权，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网上发帖与网友直接交流，伍皓在7日在“凯迪网络”连续发布了三篇帖子，其帖子的详细内容如下：

　　纠缠昆明“卖淫”少女的曾子墨吴虹飞应反省

　　（求真的力量 发布时间 2009-7-7 5:53:06 猫眼看人 ）

　　曾子墨、吴虹飞，别再纠缠昆明“卖淫”少女了，讲一点新闻职业道德

　　凤凰卫视“大腕”曾子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新京报》记者吕宗恕这两天对“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案”的翻供报道，使公众本已疲累不堪的这起事件再起波澜。当然，他们也赚取了网络上一些喝彩。

　　但作为一名新闻学学者，对凤凰卫视、《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这种无休无止地拿着小女孩是否“卖淫女”的噱头赚取公众眼球，博取公众同情的新闻操作手法，实在忍不住想说几句。且不说思想境界之高下，在此不作评判，只就新闻操作上指出一点瑕疵：

　　曾子墨也算凤凰名角了，做出来的片子居然从头到尾都是一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极尽煸情之能事。“有闻必录”、“不加核实”，这对做新闻来说是最忌讳的。这样的话，如果当事人宣称明天要去联合国向潘基文秘书长当面递交对昆明警察“暴行”的控告书，顺便找奥巴马总统递交个副本，曾大记者是不是也原封不动播出啊？而且母女俩的“控诉”明显自相矛盾，比如：母亲说，警察7天7夜都没让她睡过一点觉，不给吃不给喝；而女儿却说民警每天都给她打饭吃，小弟弟饿了哭了也是警察去买吃的。这样的硬伤，名气不小的曾大记者居然没有听出来没有剪辑掉。

　　《新京报》的吕宗恕更是可笑，居然为了赚眼球又写一篇报道把自己此前报道的事实全都推翻了，仅仅因为张安芬说第一次采访时是把他当成政府派来的记者才说了假话。那么，吕小记又何从判断这次跟你说的就不是假话了呢？对张安芬是什么样的人不作评论，至少，如果将所有的报道都读完，她讲述的“事实”已经至少有四五个版本，而且还在不断“修正”，以让公众觉得更为合理。比如，在最先报道此事的《云南信息报》中，张安芬说女儿带回来的男人是他们家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来家里“谈活计”的；而在稍后《春城晚报》的报道中，张安芬又完全否认了有这么一个人存在，“根本就没这么个人，当时就是我们一家五口人在家里，我们不认识一个姓王的”。在凤凰卫视的采访中，她又几次讲述“把我们六个人都抓走了，那些联防队员还说‘三男三女，正好’。”除了这一家五口人外，究竟还有没有一个她叫不出名字的外来男人呢？反正我是越看各种报道越糊涂。

　　至于吴小记就懒得说了，不知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如果是，我会羞愧一生。作为新闻记者，呈现给公众的“真相”居然通篇全是猜测、推断出的“真相”，没有任何消息来源，仅一句“通过与律师多次交谈，我推断真相是这样的”就打发了。今年的最佳“假新闻”制造奖应该颁给你，只不过你如果还想吃新闻这碗饭，就讲一点新闻职业道德吧。

　　伍皓：愿意与猫眼网友坦诚交流“昆明卖淫案”

　　（求真的力量 发布时间 2009-7-7 18:26:39 猫眼看人）

　　一夜未眠，通读了凯迪猫眼网友对我所有的质疑。凌晨6点钟，我发了第一个回应的帖子，紧接着开会、奔机场。在返回昆明的飞机上，正好有空余的时间，继续作答。

　　首先要声明的是，我不是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身份,而是以一个网名叫”求真的力量”的网友的身份,同凯迪猫眼的网友们坦诚交流。作为宣传部的官员，实名发帖自然多有顾忌，我不是不懂得官场的规距，但我甘愿冒着风险回帖，是实实在在觉得对网络、对网友应该心存敬畏之心。那么，大伙儿就把我当成网民“求真的力量”吧，这样，我是网民，说话就可以无所顾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争论、对骂，面红耳赤。

　　我是凯迪的新网友，今天凌晨才刚刚注册。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北京和藏区等地忙碌，早就听说凯迪在对我进行口诛笔伐，却苦于找不到时间来回应。昨天晚上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把猫眼里所有与我有关的帖子以及网友们的回帖都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一一认真拜读了。非常真切地感谢网友们对我的监督和帮助，有很多意见我认为非常宝贵。网络民主需要我们各方都精心维护，我想网络应该给予我答辩和说明事实的权利。

　　同事劝我不要理睬网络上的谩骂。他不无担忧地对我说：“你不再是新闻记者，以你现在的身份，去对网友进行回应，说不定还会掀起更大的风波，引来更多的口水。有什么关系呀，网上的口水又污不了你的衣衫，爱怎么样由他们去吧，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跟网友打口水仗啊？”对此，我很坦然。我说：“我不是去打口水仗。作为公职人员，接受公众质询、向公众说明情况是分内之职，不能因为怕引火烧身就规避说明的义务和责任。在网络时代，一个官员如果对网民的质疑不理睬、不回应，是对网络民意的轻慢和漠视。我不想做一个目中无网的官员。”

　　　另一个原因，昨天全国众多的媒体和网站都报道了《云南将建“网络发言人”制度 政府部门实名回帖》的消息。这是我力主、力倡、力推的一件事，目的就是要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尊重网络民意，实名回应网络舆论。我还在接受采访时高调宣称：“面对网民和公众的质疑，政府部门传统的做法一般是‘沉默是金’，但在网络时代，沉默就是‘祸根’，必将让党和政府的工作陷入被动。”这话音未落，我自己先就被网友们质疑了，我怎么能够说一套做一套，为求明哲保身而对网友们的意见置若罔闻呢？

　　我是一个坦荡的人，在做新闻记者的时候，在网上发言从来都用实名。现在虽然身份不一样，一般来说也不敢随便在网上发言了，但既然要说话，就还是堂堂正正用我的实名。对实名回应的后果，我也不是没有考量，很有可能会再一次被推向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但我一向有个观点：宣传部门要从“捂盖子“思维向”揭盖子“思维转变。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生活常识，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因此，我宁愿被烫手，绝不愿意被烧穿。

　　我想，沸沸扬扬的”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事件，就是这样一壶已经烧开的水，揭开盖子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应该把我所知道、所掌握的情况，尽可能地告诉公众。

　　只是请朋友们不要太着急，由于工作任务较为繁重，且容我挤时间把真实情况一一向大家和盘托出。

　　伍皓：我为何批评几位采访“卖淫案”的记者？

　　（ 求真的力量 发布时间 2009-7-7 19:34:13 猫眼看人 ）

　　作为我对“昆明小学生被指卖淫案”的回应，我的第一个帖子是对三位新闻记者提出的批评，他们是：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新京报》记者吕宗恕。

　　我预想到帖子发出去以后，定会招致更加猛烈的“口水”。但是被骂也还是要说。我是一个把新闻真实当成自己生命的人，因为我的记者生涯中，从未敢做过任何一条虚假不实的新闻报道，我始终认为，虚假不实的新闻就是对公众的犯罪。但是当我看到三记者的报道之后，我真的为现在新闻界年轻人的“勇敢无畏”感到汗颜。

　　我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吕宗恕曾经打过电话给我，我在电话里也向他直接提出过批评。我当过16年的新闻记者，正高级职称，出版过新闻学方面的专著，在全国新闻界也算是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学学者，在新闻专业方面自以为还是有批评的资格的。当然这种批评是从纯业务的角度来探讨，不涉及对人品的评价。

　　在这个批评帖之外，我想再补充向大家介绍一点情况。现在很多朋友对我攻击谩骂，依据的是上海东方早报、成都商报、新京报等媒体对我关于这件事评论的报道，即所谓我指责刘仕华、张安芬在其女儿处女膜检查问题上做假，且媒体也涉嫌造假。实际情况是，这并非我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作出的官方结论。记者们来到昆明以后，采访很困难，而我出身于媒体，对媒体的朋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把他们当作兄弟。我还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吃饭。我当时并未直接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但由于能接触到相关人士，也间接地了解一些情况。省委没有赋予我发言的任务。但记者们采访遇到困难的时候，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没有像别的官员使用“无可奉告”等外交辞令，因为我觉得应该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很热情，积极帮助他们了解一些情况、掌握一些线索。当时是《东方早报》的记者于飞打电话问我：“听说处女膜鉴定有假，检察院强迫再做第二次鉴定，有没有这回事？”我把他当成兄弟，于是就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都如实告诉他，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据我了解，警方已查出张安芬大女儿的处女膜检查结果是假造的，但警方也说了，处女膜检查结果对于案件定性没有任何证据意义，即使有假，但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将来正式的案情通报，政府宁愿背负一些骂名，也不会涉及这个问题。”我还劝告他，“这件事云南省委、省政府已经高度重视，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在查明事实真相，会负责任地公布事实。希望你们也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利，没必要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庸俗地去炒作处女膜问题,做记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道德底线.”至于检察院有否强迫再做检查的问题,我也据实告诉他:“处女膜是否破裂根本没有法定证据意义，所以检察院应该没有理由会去强迫再做检查。我倒是看到省委政法委的工作意见中有一条，鉴于刘仕华、张安芬对媒体坚称他们可以再让女儿做处女膜鉴定以证清白，如她们确有此要求，检察机关可以提供协助，免费检查。”而且，当时我已经从《云南信息报》了解到，所谓处女膜检查，并不是政法机关要求她们去做，而是报社建议去做的，“如果没有处女膜完整的证明，报道就不能发。”刘仕华、张安芬于是采用让小女儿冒名顶替大女儿的办法去做了检查，并将“处女膜完整”的证明交给报社，报社第二天随即发出长篇报道。

　　这些情况我都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了于松，他也承诺我，即然我对他们这样以诚相待，他们不会让我为难的。但第二天报道却还是很醒目地发出来了，而且只写了我证实有造假行为的一句话，我劝告不要置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道德于不顾等内容完全没有了，造成是我在拿未成年人少女处女膜问题大做文章的印象。这给我带来声誉上很大的伤害，但考虑到毕竟是朋友，也就没有去辩驳和追究。后来，于松又给我打电话时，我也直接批评了他这种只顾抢新闻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批评他不够朋友，把我出卖得很惨。因为当时网络上已经大量出现不堪入目的辱骂我妻女的跟帖。于松为此向我说了对不起，说对我这个新闻界的前辈是很敬仰的。我也就没有再计较。

　　《成都商报》记者刘伟我也把他当朋友，我们在QQ里有过很多的交流。但他发在报纸上那篇涉及我的报道，并没有采访过我，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后来我也直接批评过他这种不采访就写稿的做法，他向我解释说是从于松那里听到的。

　　吕宗恕与我也有过直接的联系。他来采访这个案件，向我寻求帮助。我认为宣传部的职责就是为记者提供服务和帮助，所以二话不说就把我手里的一份情况通报发给了他。他在电话里问了我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我也热忱地给他做了介绍。当时我对他说，这件事现在看起来确实越来越复杂，省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好多情况越查越成了一团乱麻，建议他先不要急着发稿，等事实真相全部弄清楚以后再报道，否则听到点什么就报道，报错了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我还说，从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一些媒体的记者在其中也有一些违规违纪的行为，我作为主管媒体的官员，如果是我所管辖的媒体确有过错，我也会勇于认错，会认真调查相关媒体记者是否参与了造假。我说我们正在调查，所以希望他也能本着对事实、对公众负责的精神来做新闻报道。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话，在他笔下就被浓缩成了我指责媒体“造假”。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很多采访对象诉苦说现在的记者很会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歪曲原意，我体会不深。没想到刚刚转换岗位，我自己就很快尝到了我曾经非常钟爱的新闻界的同行们给我制造的苦果。为此我也在后来的通话中对宗恕提出了批评，他辩解说他用的是“涉嫌”二字，算是没有怎样歪曲我的意思。我也没有跟他过于较真。我觉得我这点承受能力也还是有的，也相信绝大多数网友会理解我这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求真、求实，不仅仅是探求事件的真相，也包括媒体报道的真实。

　　最后说一句，昨天下午一位自称《南方人物周刊》的女士打电话给我，说要了解张安芬突然又翻供的事情。我也很热情地告诉她，我愿意面对面谈，我会把我掌握的事实尽可能告诉她。但电话采访我是再也不敢了，我已经吃尽了被肢解、被歪曲的苦头。我才刚刚到这个岗位，而且还想有一番推动新闻改革、推动阳光透明的作为，我不想因为这样的风波太多而失去革新的机会和舞台。当时我还没有去网络上浏览，还不知道有个《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吴虹飞，也不知道打电话给我的是不是她。总之，我约了今天下午回到昆明后面谈，但直到现在再没有接到她的电话。（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