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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亳州特警支队长受贿放万人

　　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白玉岭，1988年以来多次收受巨额贿赂，在其办理的近万人的案子中无一被转为刑事案件，都是交罚款就放人，然后或藏匿或毁灭卷宗。他还涉嫌多次强奸少女、嫖宿卖淫女，在当地激起极大民愤。其间，群众不断举报白玉岭的违法犯罪事实，有关部门查而轻处，致使其气焰越发嚣张。最近，纪检监察部门已对白玉岭立案查处。（详见本报7月10日A22版）

　　直评

　　一贪如何过得万人关

　　与以小善为掩护的穆新成相比，白玉岭只能用“怙恶不悛”来形容了。20多年来，他为非作歹，差不多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可以说，正是由于白玉岭这样的巨恶存在，才使得穆新成的伪善更具欺骗性——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如何不叫人心存异念：情愿要个“教父”式的穆新成，也不要这个无恶不作的白玉岭。

　　白玉岭一个人的贪与恶或许并不可怕，但20多年来，只要交罚款就放人，在其办理的近万人的案子中无一被转为刑事案件——这其中又纵容了多少本应得到惩处的罪犯与原本能遏止的恶行呢？白玉岭的贪与恶不是一个人的贪与恶，身任公职，手握公权的他放大和扩散了其一己之恶——“公器不可不慎”由此可窥一斑。

　　而痛定思痛，痛心不已的是，白玉岭贪腐作恶20多年之久，涉案近万人之多，按理说，他放一个罪犯过“关”，就可能过不了自身廉政的那一“关”！但事实上，偏偏是“一贪”过了“万人关”，而且一过就是20多年，其背后的原因仅仅是一句大而化之的“当地公安机关管理混乱，监管缺位”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吗？

　　多年以来，白玉岭贪污索贿，包娼包赌护黑，通过权力赎买，实际上成了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之一，也由此建构了他自己的利益输入机制：亳州市纪委初步调查认定，从1988年到2008年12月，他涉嫌收受70余人次贿赂共169万元、贪污13万元、157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反规定经营获利107万元。白玉岭作恶期间，有关部门对群众举报查而轻处，更有办案人员明说“领导没有让继续查”。

　　亳州市纪检监察部门将白玉岭腐败案件制成短片，警示当地干部。但是，如果不能把“一贪如何过得万人关”的原因令人信服地列举出来，不将这20多年来在背后纵虎为患的人揪出来，就谈不上除恶务尽，白玉岭腐败案件对当地干部的警示意义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摘编自《东方早报》7月10日文/赵强

　　求是

　　权力远离寻租需制度保证

　　记者调查得知，白玉岭之所以作恶多年，背后原因是当地警方管理混乱，监管缺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特警支队越权查赌、扫黄，并以罚没款项充当经费，而原因则是“特警支队没有办公经费，市公安局就将治安处罚权交给他们”。

　　特警支队没有办公经费、被授权查赌扫黄，这当然是白玉岭得以上下其手的重要原因，但还不是根本原因。白玉岭能创造“受贿放万人”的丑恶纪录，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并由此产生的执法者手中巨大的权力弹性——罚款到位就能放人，否则就办你，办到你交足钱为止。

　　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少数基层警方，罚款成了最常用的执法手段，尤其是在赌博、涉黄等案件中，罚款更是警方最乐于使用的执法手段，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盛行不衰。这里面固然有经费不足的考虑，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些执法者现实的利益考虑。弹性巨大的罚款权，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执法等于罚款，就是人们给这种怪现象作出的精辟概括。

　　权力是危险的，能够轻易和金钱挂钩的权力，更是一种灾难，白玉岭“受贿放万人”的丑恶纪录，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在想，如果一些基层警方不以白玉岭案反思盛行已久的以罚代管执法思维，如果不能在制度设计上让执法权远离寻租的诱惑，那么，“受贿放万人”的丑恶纪录，肯定不会是白玉岭的个人专利。

　　摘编自《大河报》7月10日文/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