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边机制升温与“GN”崛起

　　陈向阳

　　2009年堪称“多边机制年”，全球多边外交大戏不断，多边机制热持续升温：2月底，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启动；4月初，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在伦敦召开；6月中旬，“金砖四国”首次峰会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办；7月上旬，八国集团峰会在意大利拉开帷幕……

　　今年的“多边热”，是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多边外交显著升温的延续与升华，反映了国际社会为协调诸多全球性挑战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其间充满了复杂的博弈，也预示着危机之后新的国际秩序逐渐浮出水面。

　　单边主义行不通

　　当代国际体系源自近代欧洲，强化于冷战阶段，其特征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不干涉内政为要害，主权国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主权平等，各国各自为政、独立行使主权。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信息科技和国际经济交往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各国与各地区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世界日渐融为一个整体，“地球村”俨然已成现实。

　　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随之凸显，各国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与全球变暖等问题的严重冲击，单边主义根本行不通，双边或三边解决办法亦效力有限。于是，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日渐升温，各国携手应对渐成大势。

　　在金融危机中诞生的美国奥巴马新政府，为摆脱其前任肆行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内外困境，大幅调整内外战略，主动顺应多边主义潮流，积极推行以借助国际多边机制与强调大国协调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巧实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抬拉了多边机制的“行情”。

　　多边机制需要更新

　　面对二十一世纪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二战后设立的众多国际机制普遍不适应，要么乏力乏术，要么失灵失效，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其局限与不足。

　　例如，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因成员众多、机构庞杂而效率低下，联大决议没有约束力，安理会决议虽有约束力但受制于大国相互掣肘，经社理事会作用有限，人权理事会尚在“磨合期”。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被西方大国主导，新兴大国缺乏发言权与决策权，以至于这两个组织在此次金融危机面前严重失职。而另一重要机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都是发达国家成员，没能包括发展中国家。

　　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尝试，八国集团及其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也由于人为地将成员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作用下降。其中，西方发达七国为其“核心层”，俄罗斯为“外围”，而发展中五国仅是象征性的“边缘”，根本没有与西方七国平等的决策权。

　　其他多边机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不扩散条约面临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扩散加剧的冲击，规定减排温室气体的“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与《海洋法公约》，都因美国拒绝加入而大打折扣。

　　各多边机制不同程度的“失灵”，已经为国际机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了条件。比如，包括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内的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之后异军突起，其系列峰会的风头已经盖过了八国集团。

　　“大国共治”多边调整

　　未来全球性多边机制的发展将呈现两大趋势：一是不同机制既互补又竞争，机制的新陈代谢与优胜劣汰将不断加快，那些包括了发展中新兴大国、成员之间地位较为平等、规模适当且效率更高的多边机制，将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与适应性；二是针对某一特定全球性挑战的专业性与功能性多边机制将更加“吃香”，而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综合性机制将影响式微，国际社会将呈现面向不同领域的各种机制竞相发展的态势，全球治理的专业性将日益走强。

　　此外，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推进，将使多边机制调整具有很强的“大国共治”色彩。金融危机使美国霸权受到重创，欧盟与日本也深受其害，而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则加速脱颖而出，这导致大国“排行榜”加快重组，国际权力自“西”向“东”与自“北”向“南”转移。西方大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垄断与支配地位将受到削弱，将被迫与新兴发展中大国分摊权力、分担责任。

　　金融危机后全球涌现出七大力量中心，按综合实力大小排序依次为：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已进一步演变为当今的“一超六强”：美国仍为“一超”，其余各国或联盟体为“六强”。“一超”与“六强”之间、“六强”相互之间，将呈现多重复杂组合。它们之间的双边、三边等对话合作，将更加引人注目，比如即将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日首次三边对话、中俄印三边对话等。

　　作为最耀眼的新兴大国，中国在多边机制调整改革与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日益举足轻重。无论是G20系列峰会，还是所谓的“G4”（金砖四国），抑或是G8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不管是媒体热议的所谓“G2” （中美共治），还是学界正在探讨的所谓“G3”（中美欧三边对话），几乎每一个“G”都离不开中国。

　　面对国际机制大调整与全球权力大转移，中国应有所作为，尤须加快谋划应对国际体系空前变革的多边战略，明确并坚守自身的发展中大国定位，本着“积极参与、多管齐下、从容周旋、义利兼顾”的原则，不断细化“和谐世界”战略思想，逐步承担大国责任，强化多边与专业外交人才培养，增强国际议程设置权与国际规则制定权，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