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终审被判死刑，只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

　　2000万债权换来上亿资产

　　李培英案发前的最后一搏

　　本报记者 李梦娟 发自四川绵阳

　　7月6日上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此前的2月10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贪污罪判处李培英死刑，其中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

　　第二天，刘青山在网上就看到了这则消息。“心情很复杂”，他停顿片刻说，这一次不像看到一审判决那样激动。刘青山曾想与李培英交涉，要回他的资产。“还没等我们算账，他就进去了。”刘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李培英并不是首都机场第一个因经济问题而被判刑的高管。在他之前，2006年，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兼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原总经理崔民权，因涉嫌挪用公款1000万，被判有期徒刑3年。而这两人与刘青山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在李培英案二审的前几天，7月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青山的公司诉首都机场一案进行二审。法院表示因涉及国家机密不公开审理，法院审理了一天，未当庭宣判。

　　此前，一审法院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首都机场下属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金飞中心）赔偿刘青山的3家公司一亿余元，首都机场及其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2000万换上亿资产

　　2003年6月至7月期间，刘青山的公司中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横联）与金飞中心先后签订了《CBD高级公寓“双建花园”合作协议》、《关于“兰州南山环城过境公路”合作协议》、《关于“北京国际眼镜城二期工程”合作协议》。协议约定，金飞中心向中横联提供借款5.2亿，并收取12%的固定回报。

　　然而，2003年“非典”流行，在北京的“双建花园”项目进展也不顺利。“受‘非典’影响，也没拆迁完。”刘青山回忆，那5.2亿的借款全部用于“双建花园”项目的前期投入。当原金飞中心总经理崔民权向刘青山催要借款时，“我公司实在无力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双建花园’项目确已投入，我公司无后续资金进行开发。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和磋商，双方签订《债务清偿协议》。”

　　2004年3月18日，双方签订的《债务清偿协议》中约定，中横联公司以“双建花园”项目资产及全部股权作价5.18亿元，抵偿给金飞中心债务金额为5亿元。“这样中横联还欠金飞中心2000万元。”中横联的律师吴良广告诉记者。

　　然而，刘青山没想到，这2000万的债务却让他以上亿元的资产来偿还。

　　2005年1月至4月期间，刘青山的3家公司与金飞中心签订了《占用资金处置事宜之框架性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以及4个补充协议。根据这些协议，金飞中心取得刘青山在绵阳的资产，其中包括临园宾馆产权、在绵阳市涪城区燕儿河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的债权及绵阳机场工程款债权，这些资产共计1.5亿余元。一审法院认为，清偿中横联欠金飞中心2000万及金飞中心代中横联归还华夏银行借款本息后，金飞中心实际多占有刘青山的资产1.016亿元。故一审法院判决金飞中心赔偿1.016亿元及利息。

　　“如果没有首都机场集团和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的威逼和胁迫，我们怎么可能在只欠2000万元的情况下，拱手将1.5亿余元的资产无偿交给金飞中心呢？”刘青山一脸无奈。他原本不愿意将资产交给首都机场，“一边是机场公安的高压政策，一边是李培英的诱惑。”几个月的斗争后，刘青山最终让步。

　　李培英案发前的最后一搏

　　亿万富翁的逃亡生活

　　2004年11月3日，这个日子刘青山记得很清楚。那天他在三亚，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他忽然感到莫名的紧张：金飞中心总经理崔民权被“双规”了。刘立即从三亚飞到北京打探消息。此时刘青山还不知道他自己也身处“险境”，金飞中心已经向机场公安分局报案，刘青山涉嫌诈骗。刚到北京的住所门口，刘青山发现门前停着几辆警车。他本想到北京的另一处住所落脚，但“感觉不稳妥”，于是就开始了逃亡生活。

　　刘青山曾经当过公安，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反侦查能力还不错。他不敢乘火车，更不敢坐飞机逃离北京。那天晚上，他坐汽车到保定，准备从保定坐火车去成都。到了保定以后，刘青山让一个在公安局的朋友给他弄张火车票，疲惫的他则在宾馆里睡觉。门铃声把他吵醒，透过猫眼，门外站着两个穿着公安制服的人。

　　“我怎么被机场公安盯上了？”刘青山想，他不会在逃亡的第一站就被抓获吧。他住在12楼，“跳下去必死”，于是刘青山硬着头皮打开了房门。

　　“我们领导派我给您送票。”门外的公安说。此时刘青山才松了一口气，“那会儿我吓了一身冷汗。”

　　晚上，在公安人员的护送下，刘青山坐上火车离开保定。到了成都，刘青山不敢住宾馆，就在居民小区里租了一套房子。“一住就住了一个月的时间。”刘青山回忆，身上的钱用完了，就向朋友借点钱。

　　过了一个月的租房生活，刘青山还是觉得“不踏实”。于是他又到了兰州，又从兰州到海南，接着又去重庆。“我去了9个省。”刘青山告诉记者，每去一个地方，他就给李培英打一个电话。

　　“我们俩的账都算清楚了，借你的钱也还了。”电话里刘青山对李培英说，不要采用非正常手段对付他。

　　李培英每次都说：“我考虑考虑，不要着急。公安找你，是履行职责。”

　　在“跑路”的过程中，刘青山买了十几个“山寨”手机，在路边的小店买了十几个电话卡。“每打完一个电话，我就把手机和卡一起扔掉。”刘青山说，他知道公安通过技侦能找到他的位置，有时机场公安找到了他打电话所在的位置，而等公安到来时，他又去了另一个地方。

　　在刘逃亡期间，首都机场公安对刘青山公司的4位高层采取了传讯问话及取保候审等措施。刘青山本人也于2004年12月被取保候审，刘表示，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不仅将他的车辆、个人账户冻结，还拿走了公司的财务账目、营业执照、行政章及财务章。“公司基本陷入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