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国心态到大国理性

　　不作别小国心理，就不可能跻身于大国行列。道理很简单：精神矮子绝对无法成为国家巨人

　　文 | 任剑涛

　　在建设大国的历程中，作别小国心态是前提。小国心态的典型标志是：擅长以道德激愤凸显自己国家过去历史遭受的不公待遇，倾向以历史辉煌记忆的不断复述遮蔽当下国家的真实处境，总是在对国家的整体虚玄论说中隐匿国家建设的紧迫任务。

　　19世纪中期以降，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中国逐渐丧失传统帝国的自尊自傲，一方面堕为大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忙于挽救国家危亡。晚清中国被列强瓜分，迅速沦为主权不保的“半殖民地”弱国，国人对于这种处境随即显现出悲天悯人的普遍愤慨。从心底里升腾起来的怨恨,主导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政治心理。一部中国近代史，自此成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抵抗政治由此成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唯一政治形式。

　　这种对抗强权的政治心理，似乎与小国心态各去东西。但外在的抵抗强权与内在的弱小自认,恰恰是相反相成的关系。在抵抗强权而又无法兑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悲愤的民族心理就挥之不去。走不出这种悲愤，就意味着中国人还没有超越小国心态。

　　另一方面，国人看待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常常有一个预设：19世纪到20世纪的百年期间，西方列强对中国有所亏欠，今天就应当为中国让开大道。这体现出对国与国关系始终处于竞争性合作状态的无知。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可爱的”道义立场，所谓国家之间“既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一个总是期待强国善待自己的国家，是小国心理的体现。

　　再一方面，我们曾经一度认定，中华民族要想崛起，一定要以某个领导世界的民族的衰落为写照。这种一起必有一落、反之一落必有一起的国家间处境判断，使中国人长期难以广泛寻求国际合作，并在这一合作中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习惯了这种“敌我不得兼容”的对抗思维，也就习惯于要么绝对与某一个国家为敌（如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要么绝对与某个国家为友（如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甚至于与所有的国家为敌（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帝修反”的关系），其实这是一种弱者孤芳自赏的典型行为。强盛国家敢于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择善而从，弱小国家缺乏自信所以封闭自负。

　　作别小国心态，就不能太过拘泥于历史上的不公遭遇，而需要放开视野展望并筹划自己的发展大业。不拘泥历史，不是不讲历史，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开放地选择。放开视野，不是无视民族特色，而是采各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从而得以吸取现代国家发展经验，最大限度促进中国的发展大业。不作别小国心理，就不可能跻身于大国行列。道理很简单：精神矮子绝对无法成为国家巨人。

　　《大国策：大外交》

　　唐晋 编

　　谈火生 袁贺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