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法国《欧洲联合周报》日前刊文，告密成为法国的“流行病”。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公民举报本是一种必须的社会监督，也是民主的体现，但“乌鸦”们的行为将其歪曲，导致异化，变成了法国当代的社会丑恶病态心理表象。

　　文章摘录如下：

　　“乌鸦”的来历

　　法国的“告密”瘟疫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期。在维希伪政权统治下，法奸们的座右铭是“自由、平等检举”。为了清查抵抗者，他们号召“爱国大众”尽“共和国公民义务”。于是，成百万封揭发信件像雪片般飞落进贝当元帅的办公室和德国盖世太保总部，刮起检举风潮。

　　今天，时代虽变了，但一些人的告密癖好犹存，这些“乌鸦”今天说东家隐藏偷渡者，明天说西家潜伏有恐怖分子，似乎周围个个人都是罪犯，闹得全城整乡惶惶不可终日，成了流言蜚语的渊薮。特别是，当局并不反对这群肇事者的举报，实际上助长了他们的恶劣行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乌鸦”利用现代网络工具，活跃非凡，匿名施展其伎俩，被称作“乌鸦网虫”，在新的环境里以新形式滋生不衰。

　　经典电影“乌鸦”

　　安琪·拉瓦勒是科雷兹省杜勒市的一个老处女。她无火生烟，专事披露他人隐私，散布某家床第秘闻和某户酗酒丑态，造谣生事，往省政府寄送一封封检举信。她肆无忌惮地声称：“我是火眼金睛，无所畏惧。既不怕天主，也不怕魔鬼，更不怕凡人。”

　　自1917年至1921年，此妇的诬陷揭发活动闹得杜勒市鸡犬不宁，市民人人自危，社会治安被毒化，当局最后将她逮捕法办。在法庭上，她穿起丧服，地方小报称其为“乌鸦”。她最后虽然被罚款200法郎，却在社会上出了名，成了一个神话人物，最早的“原始乌鸦”。后来，这个词被用来泛指一切有告密癖的诬陷者，并作为专门术语进入现代法语语汇。

　　安琪·拉瓦勒被人称作“纸魔女”，她的乌鸦形象给了亨利-乔治·克鲁佐文学创作灵感，依此社会新闻写了后成为法国名片《乌鸦》的电影剧本。在克鲁佐1943年拍成的这部影片里，一个署名“乌鸦”的举报者诬陷热曼医生行为不端，在一座法国外省小城里掀起偌大风波，居民个个人心惶惶，是一幅维希政府时期的社会剪影。

　　1944年，《法兰西文学报》指责克鲁佐“丑化法国形象，为德国纳粹做宣传”，影片《乌鸦》在法国解放时被禁演，剧作者两年不准从业；直到1969年该片才重返银幕，因其赤裸的写实手法和紧凑的故事情节，被誉为法国电影经典，而“乌鸦”作为告密者的修辞形象也日益深入人心。其实，以迎合公众不健康窥视欲，将他人隐私作为诱饵，在电视上走红的“电视写真”节目，又何尝不是与“乌鸦”同一格调的情趣呢！

　　“乌鸦”的网络化

　　蒂耶里·鲁斯兰在他同弗朗索瓦兹·德·布洛玛柯合著的《监视之下：分辨真实与神话》一书中指出，因特网为“乌鸦网虫”们提供了隐形匿名从事诬告活动的平台。他说：“网络乃像突发的一阵爆破。当诽谤或者威胁通过手写时，要传开来得费一些时间。在虚拟世界里，博客和手机则具有惊人的即时散播力，来杀伤天真的普通民众。”网络因而成了现代“乌鸦”危害社会的首选武器。

　　今年3月中，波尔多轻罪法庭判处“网络乌鸦”彼埃尔·贝什里六个月监禁，罚款11000欧元。此人本是一个老板，因企业经营不顺，对手下员工本杰明·葛贝遵医嘱休病假由不满转为怨恨，固寻衅炒他鱿鱼。

　　贝什里非法窃取到对方在招聘谈话中透露的同性恋隐私，恶毒轰炸对方电子信箱，下流漫骂，并公然署名“乌鸦”，将自己归入维希时代“群鸦”传统继承者之列。贝什里逼迫员工因羞愧自动离职，他可以不承担任何经济义务。

　　他的网络骚扰延续了整整一年。葛贝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私生活，此时不堪其辱，与其同居男友的关系也受到损害。恶人最终竟得逞，葛贝离开了企业。所幸，警方根据受害人的申诉，终于把这只肆无忌惮在网络上作祟的“乌鸦”查获，定罪为“蓄意进行精神施暴”。可是，尚有大群与贝什里同族者目下还在互联网上纷飞。网络现已成为厌世者泄愤的理想工具，法国“乌鸦”族群的新宠。

　　人人为己 社会的症候

　　2007年，两位经济学家彼埃尔·卡乌克和雅纳·阿尔冈合著了《怀疑社会》一书，从经济理论和社会心态方面剖析了“乌鸦”在法国盛行的现象。作者一针见血点出，这是由于人人为己，个个维护自身利益所致。他们认为，法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你若赚了，我就赔了。”由此结论：“我国的模式是将社会权利与个体利益相联系，因而将分裂不和制度化。这些不平等拨旺了人们心中的妒火，侵蚀了民族的内聚力。”

　　政治学家皮埃尔·布雷松则在《法国的价值观》一书里提出了“三色流行病”的概念，指出：“自1981年以来，所有晴雨表都显示出人对人缺乏信任的逆差。国民中四分之一的人承认不相信自己同胞是诚实的公民。”

　　历史学家弗朗索娃兹·布尔希耶更进一步分析道：“往日，人们揭发自己的邻居，今天则是举报所有的人了；这确实是社会断层的的真实写照。”她建议人们重新翻阅一下亨利·阿鲁姆所著《法兰西人通史》，因为作者在其中将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时期的检举风比喻为“心灵的癌症”，而毒瘤现今又重生，在法国的社会机体里扩散开来，破坏本应和谐的公众生活氛围。

　　“乌鸦”族群以他人的私生活为食物，经常涉及的领域是跨国婚姻和偷税漏税，诬陷他人假结婚，借税务问题滋事。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公民举报本是一种必须的社会监督，也是民主的体现，但“乌鸦”们的行为将其歪曲，导致异化，变成了法国当代的社会丑恶病态心理表象。(山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