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孟宽今年七十有七，陕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元老之一。老先生居处树阴深深，应答和蔼谦谦，忆及50年沧桑岁月，人生3个重要转折点竟然与3张报纸密切相关，颇为感怀。

　　手持《人民日报》去上学

　　1949年，北平解放，刘孟宽时年17岁，高中刚毕业。一天，他找寻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大门。

　　报名时，刘孟宽心里忐忑不安。此前他曾经被另一所大学拒绝。“第一次去报名，接待老师问我年龄，我告诉他今年17岁。老师瞧了下个头，说，不够18岁不能报名。就这样把我打发回来了。”

　　此番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上学心切，他报名时假称自己18岁。50年后，老人说起这话，言语间又是羞赧，又透着小小得意。试题只是一篇作文：《为人民服务》，他说自己洋洋洒洒写满几张纸，自觉尚可。

　　当年4月4日，有消息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录取名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密密麻麻一大片小字里，他瞅见自己的名字，高兴得又蹦又跳。报到时，他就拿着那张《人民日报》，“报纸相当于现在的录取通知书呐！”老人说，“所谓大学，也就是4个月的培训，但那是要计入工龄的。”

　　那时尚处于战争状态，条件艰苦，但学习环境十分宽松。艾思奇、朱德，都来讲过课，同学们自觉钻研，相互竞赛的风气很浓。刘孟宽回忆说，大伙迅速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苦乐观，满脑子装的都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冲上前线。

　　“毕业时，学校号召青年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贴出一个榜，上面就写着西北、西南、中南等几个大字，谁愿意去哪里，就在下面签名。”刘孟宽毫不犹豫地在“西北”一栏里填下自己的名字。

　　50年后的今天，刘孟宽仍清楚地记得，当年同学们挎起背包向西北进发时喊着的响亮口号：“做西北人民的大骆驼！”

　　在西安短暂停留后，刘孟宽跟随省里的工作队，徒步进发，翻越秦岭，绕道湖北，直至陕南，清匪、禁毒、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他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干部。19岁，他就任陕西省勉县一个区的副区长。后到汉中市人民法院任职，1959年调至陕西省法院工作。

　　创办《法制周报》销量过百万

　　“那时基层组织强，社会风气好，刑事案件少，法院的效率很高，一点也不觉得累。”老人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有些陶醉。“文革期间，"公检法"瘫痪，我也被下放到陕南农村种地……”

　　1979年，刘孟宽刚刚回到陕西省高院司法行政处，就接到一个命令：参加陕西省司法行政系统重组工作。司法行政处6个人，整建制脱离法院，筹建新单位。

　　“当时我们拿着文件，到各部门物色优秀干部。我们看上的人，就跟人家谈话，如果他愿意来，我们就发调令。就这样，我们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1980年3月，陕西省司法局挂牌，不到两年，更名为"陕西省司法厅"。”刘孟宽说他当时任法制宣传处副处长，半年后任处长，直至1994年4月离休。

　　初期，百废待兴，简陋的办公室里，刘孟宽深感到法制宣传之重要，咬牙决心要创办一份法制报刊。1981年陕西第一份法制类报纸———《法制周报》诞生。

　　事先没有想到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一度超过百万份的发行量，使《法制周报》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热销的法制类报纸之一。刘孟宽曾兼任报纸总编辑两年。

　　“那时公民对学习基本法律知识热情很高，作为全国最早一批法制类报纸，《法制周报》刊载大量的案例通讯，并经常进行法律问答，这种平易近人的编报形式受到了全国读者广泛欢迎。不过它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压力。”他微笑道，由于物价部门限制不让提价，可成本一直在涨，后来订阅数量越多越赔钱，所以一度不得不压缩发行。

　　研读《法制日报》发挥余热

　　1994年，刘孟宽离休。

　　“我平时订阅着好几份报纸，其中经常阅读《法制日报》。作为中国宣传法律、报道民主与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最大的法制类媒体，《法制日报》在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中长期处在最前沿，声音最强，她的主阵地作用无可替代。”

　　老人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法制宣传上。案头必读的报纸，就是《法制日报》，重大的法治事件、焦点案件，最新推出的法律法规，他都要细细研读。

　　老人经历过“一五”、“二五”普法，认为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话的变迁，通过多年来司法行政机关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宣传，公民法律素质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如此大规模普法，确实是中国的一大创举。

　　不过，比较法制宣传教育中各种方法模式的特点，老人也隐约感到忧虑：“最早开始法制宣传工作，包括办报在内，采用很多形式，原先囿于经济条件差，许多好想法其实难以实现。现在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公众法律素养也普遍提高，但是法制宣传手段没有实质上的创新。”

　　“一名犯罪分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是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外出时问了好几个人，本是个不难的法律常识，可谁也没能答上来。”刘孟宽说，“如今网络很发达，内容丰富方便学习，不过，缺乏有效引导，效果就打了折扣。而一些以前总结出的宣传手段和方式现在看来并不落后。”

　　刘孟宽注意到，街头的法制宣传栏越来越少，有的被拆除，有的成了广告牌。他说，过去普法时市区各主要干道、社区厂区都有法制宣传栏，如今难觅其踪。

　　“老手段不一定就是落后，把法律小常识登在候车站、人行道、公园等公共场合，随时随地方便群众学习。普法宣传任重道远，不能墨守陈规，通过思考、总结和提炼找到对路的方法，这是我们作为司法行政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