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图张志韬

郑永年的演说座无虚席 图张志韬

　　郑永年 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广州

　　7月11日，周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来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读书都读到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的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对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感触，是东西方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教人去想，中国教人去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大学在创造力上比不过人家。”

　　在普林斯顿待了5年，拿到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之后，郑永年又去哈佛攻读博士后。去哈佛的初衷，是源于国外从90年代起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郑永年发现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他决定用研究成果和西方学者进行理论。

　　完成学业后，郑永年接受邀请，加入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2005年，诺丁汉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政治研究所，邀请他过去担任研究主任。2008年他又回到了新加坡任教。

　　除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熟悉，还因为他的专栏。从1997年到2006年，他为香港《信报》写作专栏，写了整整10年；2004年起，他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种种当今现实。他批评教育制度、分析农民工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倡导宪政改革等，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甚至专门有读者在网上给他建了“郑永年粉丝俱乐部”。

　　他笑称“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是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个字的专栏。 “可是我不算一个专栏作家，只是一个业余的专栏作家。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他很强调专栏的文字要深入浅出。“讲一个东西，如果自己讲出来别人都听不懂，只能证明自己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他的思考也是无时不在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喜欢跑跑步。边跑边想问题。说起来，很多专栏文章，都是我在跑步时想出来的。”

　　郑永年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因为这个过人之处，中国政府中的某些高层官员都时常让他作幕僚参考，甚至请他写演说辞，但还是因为这个特性，他写出的东西往往又为某些官员所不喜。

　　他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而中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非洲问题专家，很多非洲国家都政局不稳，谁考量过其中的风险？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样貌。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较少的额发。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是一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