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广东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影响？新加坡产业体系的完善过程对广东有何借鉴意义？广东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昨日，来穗参加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张松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徐冠林认为，广东早在十年前就应该进行产业升级了，在十年后的今天，更是事不宜迟。他还认为，广东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最关键的是对人才的培养。而张松声认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自主创新最重要的也是吸引人才。

　　文/记者黄蓉芳

　　郑伟庭

　　图/记者邵权达

　　利用金融危机推动产业升级

　　广东早在十年前就应该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了。

　　金融危机可促使广东企业借助市场竞争的力量，把高附加值的产业搞起来，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自然会被淘汰。

　　记者：广东去年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决定建立新型产业体系。您如何评价？

　　徐：广东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因为地理上的优势，当年有很多香港和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了广东，可以说，广东的发展非常快。然而，速度快也会带来问题和死角。而且，多年来，广东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没有改变。其实，广东早在十年前就应该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了，在十年后的今天，更是事不宜迟。这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政治家来推动这种模式的转型。

　　此次新加坡100多家公司代表来参加新加坡-广东合作理事会的会议，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其实，他们也是因为受到广东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决策的鼓舞而来寻找机会的。因为按照广东以前的发展模式，他们觉得广东已经饱和了。而现在，他们又看到了新的机会。

　　记者：您如何看待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影响？

　　徐：全球金融危机不应该是广东放慢产业转型升级的理由，而应该是广东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契机。跟当年的新加坡一样，广东也会有一些人认为，本地的产业结构已经很好了，不需要转型和升级。而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给了他们一个必须作出改变的提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金融危机正是广东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动力。同时，金融危机也促使广东的企业更积极地开拓国内市场，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记者：新加坡产业体系的完善过程对广东有何借鉴意义？

　　徐：新加坡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阶段是开始建立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群；第三阶段已经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了，这需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并在全球竞争中起领先作用。现在，新加坡基本已进入第三阶段，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而广东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发展，处于新加坡当年的第二发展阶段，应该建立起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群。但同时，广东和新加坡相比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新加坡的面积小，企业要转移就必须转到国外去，而广东可以在国内转移，也可以在省内转移。而且，广东具有很好的基础，什么产品都可以在广东找到厂商制造。

　　而新加坡值得广东借鉴的经验是，可以借助市场竞争的力量，把高附加值的产业搞起来，那些低附加值的产业自然会被淘汰。

　　政府可补助企业留住熟练工

　　广东有很大的消费市场，有一些制造业还要保留起来。“广州制造”发展应该是“广东创造”的基础。

　　我建议广东发给企业一定的研发补助。

　　记者：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东及时提出依靠自主创新迎接挑战，在保增长中，促转型、调结构，推动科学发展，您有何评价？

　　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广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外界的环境总会有变化，目前最重要的是能够判断形势，迎接挑战。广东在经济危机开始的时候，就提出要自主创新，抓住了重点。从实际的情况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记者：您认为提高自主创新中有哪些因素？

　　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政策。用政策引导，加大投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第二是人才。政策是宏观的，自主创新要落实到企业中，到最后是落实在人才中，落实在人才的竞争上。

　　新加坡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所以，人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新加坡和广东合作建设“知识城”就是为了吸引并开发人才和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建设知识型的产业。

　　第三是合作。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埋头苦干。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加强跟外界的交流很重要，要善于学习外界优秀的东西。这次新加坡和广东合作理事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例子。

　　记者：现在有人提出要从“广东制造”到“广东创造”，您怎么看？

　　张：从“制造”到“创造”要有一个过程，不是要把制造业放在一边不要了，而是要各种产业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广东有很大的消费市场，有一些制造业还要保留起来。“广州制造”发展应该是“广东创造”的基础。一部分制造业可以原地升级，因为广东的制造业有优势。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产业和知识产业不是不能相容的，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金融危机后，新加坡受到哪些冲击，是如何应对的？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广东做参考？

　　张：新加坡政府动用了国库的钱来对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对于月工资2500坡币以下的工人，12%的工资是由政府发的，这就减轻了雇主的负担，让企业留住了熟练工人。金融危机之后，自主的技术创新对于产业转型更为重要。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识到转型的好处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行动起来，就可以改变得很快，包括工人培训、教育等。在新加坡，企业进行产业研发可以申请补助，我建议广东发给企业一定的研发补助。新加坡还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雇佣补助”，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留下熟练的工人而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政府给予一定的雇佣补助。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