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讨厌垃圾，人人都制造垃圾。垃圾问题，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世界难题”。近日，因为垃圾中转站的建设问题，杭州若干小区的居民“联手”采取了抵制行动。此“事件”引起了各界关注，一时成为“热点”。

　　每天都在困扰我们的城市垃圾

　　■观察记者 夏 燕

　　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

　　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他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

　　垃圾围城

　　6月27日晚，林东吃过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写“臭气日志”。

　　“那股味又萦绕在周围了，关上门窗还是能隐隐闻到。”

　　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六篇了。前几天日志里记述的状况更让他心烦：“夜9点30分，晚班回来，在小区门口便闻到一股难闻的垃圾腐臭味，不敢大口呼吸，这种味道让人特别难受。”

　　他不知道这篇《臭气日志》何时才能“杀青”。从去年开始，“臭气日志”正式诞生。这个日志注定没有太多读者，但它的背后是诸多同样饱受恶臭之苦的小区居民。

　　进入夏天，天气越来越炎热，这股腐臭味也越来越浓烈。

　　“垃圾堆积在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清理。垃圾堆上都长出草来了，成了垃圾山。”林东在日志中写道。

　　这条位于杭州盛世嘉园和怡景花城两个楼盘间的小坡如今已被各种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占去了三分之一，形成的垃圾堆有若干米长，半米多高，大部分都是编织袋、渣土等建筑垃圾，上面还有几个破碎的大缸。

　　林东说这些渣土都是周围装修的人家趁晚上倒到这里来的，有时候被碰上，居民上前制止，但倾倒垃圾的人大都不予理睬，仍然到这里来倒垃圾，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大垃圾堆。

　　更有甚者，不少居民看这里有个小土堆，往往顺手就将垃圾一扔，垃圾里的脏水流到地上，不仅臭气熏天，还招来了很多苍蝇蚊子。

　　如今，最让业主们感到无奈的是，由于反映未果，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多久。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在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

　　“北京每年的垃圾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今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主任陈永疾呼，北京垃圾危机即将出现。

　　而在北京，“垃圾围城”早已不是第一次。

　　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在当时规划区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大于16平方米的固体废弃物堆共有4699堆，占地9300亩，平均每平方公里有6堆多，包括农业肥料堆、生活垃圾堆、混合垃圾堆和工业废渣等等。为此，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元，才逐渐攻陷这座惊人的“围城”。

　　二十多年后，垃圾巨兽卷土重来，并且来势更加凶猛—日产垃圾18400吨，垃圾处理缺口8000吨，67%的高缺口率，如一颗巨型“炸弹”，隐藏在城市地下。

　　宁夏银川曾有“全国卫生先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称，然而，在城市垃圾处理上，由于场地、技术等问题，却出现了城内干干净净，城外垃圾成堆的怪现象……

　　在广州，开展了10年的广州垃圾分类工作面临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

　　2009年4月，是否取消垃圾分类成为广州的热门话题。而热议的背后，是日产垃圾9776吨的广州，2010年将面临的垃圾围城危险。

　　这些城市也仅仅是全国的缩影。

　　随着城市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垃圾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

　　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后者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

　　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

　　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在上海，两座垃圾焚烧电厂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2005年，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其中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

　　而这种直接堆放的简易处理方式，不仅使得堆放区域气味难闻，垃圾渗漏液流入周围水体和土壤后，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威胁。

　　面对逼近的城市垃圾危机，国内环保权威、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专家赵章元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垃圾处理不好，矛盾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7年，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爆发“垃圾危机”，街头垃圾成堆，有些学校因为老鼠横行而停课，旅馆客房入住率明显下降。人们愤而放火，焚烧垃圾。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到底是垃圾在向人类进攻，还是人类首先向垃圾发动了进攻？是城市扩张侵占了垃圾的地盘，让垃圾开始丧失它的“栖息地”，还是垃圾想侵占城市的地盘，要求人类放弃城市的栖息地？

　　答案难以给出，事实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垃圾围城”正愈演愈烈。

　　令市长们头疼的高昂“学费”

　　“城市垃圾也称城市固体废弃物。它是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丢弃的家庭生活垃圾(包括有机、无机和危险品如干电池、荧光灯管等)与人们吃喝有关的厨房有机垃圾及公共场所垃圾、环卫部门道路清扫物(绿色植物残骸如草坪除草、树木剪枝、落叶、纸品、塑料制品和尘土等)及部分建筑垃圾的总称。”跟踪了20年的城市垃圾，王维平被视为国内垃圾研究的第一权威。

　　在他看来，垃圾以及垃圾处理可以说是与人类相伴相生的。

　　史料记载，早在“半坡遗址”就发现了专门消纳垃圾的坑。到了汉代，还有了城市垃圾清扫、清运的专业工人。但大规模、有组织的垃圾处理却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统计显示，1999年中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有668座，共产生1.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国家花费了300多亿元用于清运和处理这些垃圾。

　　1998年，全国共有69.63万名专业城市环卫职工，北京有2.3万名环卫职工，清扫、处理了279万吨生活垃圾，政府为此付出7.5亿元的代价。

　　上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不少城市开始推行分类、收费等新措施。

　　但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流于形式，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

　　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

　　然而，媒体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虚设。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的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

　　而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垃圾的“代价”颇大。

　　调查显示，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

　　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则更为高昂。

　　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而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

　　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

　　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

　　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

　　而由于环境意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投入、技术装备、设施配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陈旧落后的方式，即人们所称的“搬家式”垃圾转移。

　　这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厂，有些城市还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和设备，但就总体而言，垃圾处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也对一些城市的环境安全构成隐患。

　　北京市地勘局地调研究院公布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选址地质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平原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近500处。其中正在运营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场及转运站共有360多处，占正在运营的垃圾处理场地总数的95%。

　　一面是城市化进程，一面是生活垃圾“围城”的困境，双重压力之下，该如何突围？2006年2月，国务院首次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将垃圾处理列为政府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之一。

　　由是，在追求城市化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寻找破解“垃圾围城”窘境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