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蒋乾麟，上海市人，1954年3月生，1971年10月下乡，1972年入党并入伍，曾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局局长、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南京政治学院院长，少将军衔，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业余时间决定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科学文化基础先天不足。“文革”之初，我小学未毕业就失学了，后来虽然复课进了中学，但由于所谓的“教育革命”又没学到多少知识。记得那时不设数学、物理、化学课，统称“工业基础知识课”和“农业基础知识课”，外语课唯一留下记忆的是用英语喊政治口号和唱《东方红》，3年多中学学习生活就有一年在工厂和农村劳动。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入，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激起了多少青年求知成才的渴望。然而，能考进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已经入伍担任连队副指导员的我甚至连报考的机会也没有。

　　科学文化教育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精神，1978年12月总参、总政、总后联合发出《关于军队开展科学文化教育几项落实措施的通知》，把科学文化教育正式列入部队教育训练内容。

　　于是，部队各种补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业余学校应运而生。我报名参加了初中文化补习班，原以为参加补习的都是与我差不多的年轻人，没想到还有大我10来岁的团职干部。为了给我们鼓劲，时任学校副政委的吴暇在动员时说：“大家别自卑，你们虽然学历低了点，但阅历、经验堪称社会大学毕业，就是拿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换你们我也不换！但大家也别骄傲，军队干部要知识化、专业化,你们确实有差距，所以要抓紧学习，迎头赶上。”我们备受鼓舞，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吃着文化知识大餐，始终没有饱的感觉，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知识都吃进去。正在这时，传来了中央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招生的消息，可是已经过了入学考试报名的时间。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自学跟考，为了早一点把“文革”耽误的时光追回来！

　　那是难忘的1982年。那一年，我从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调入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临行前，我特别敬重的一位首长语重心长地说：“你回上海老家安居乐业了，我希望你乐业安居，要始终把乐业放在第一位。”他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就在那一年，我既补习初中文化，又开始在没有围墙的电视大学自学攻读大专。也就在那一年，我儿子出生了，欣喜之余深感做父亲的不易，我给孩子起名为“蒋騋”，用了“将来”这个谐音，意即现在尽管有许多困难和艰辛，但将来肯定是美好的。

　　回忆那3年的业余学习，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错过了最佳学习年龄的我们，在爬数理化之坡时都气喘吁吁。而电大的考试是全国统考，没有老师面授机宜，甚至连考试题目的形式也不知道，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没有退缩，也没有退路，因为电大考试如果不及格，3年后才能补考，所以每次迎考都夜以继日，不敢有丝毫懈怠。记得第一门课考《中国通史》，我做了上百张学习卡片，画了数十张每个朝代历史坐标图，还特意买了录音机，将自己背的声音录下来，做家务或步行的时候反复播放复习，以加深记忆。为了检验自己学得是否扎实，我将一本10多万字的复习资料给即将小学毕业的侄儿和外甥女，让他们随便问，我如果答不上来就罚钱。他俩问了我半天，结果一无所获。这门课考试我得了96分，为上海一万多名考生最高分。我的信心大增，更加勤奋好学，每通过一次考试就像攻克了一个山头，那胜利的喜悦足以将一切的艰辛忘却。3年后，我以上海考生总分第一的成绩从电大毕业，获得了非常有纪念和珍藏意义的“00001”号毕业证书。学习的进步促进了工作水平的提高，这3年我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嘉奖和记3等功一次，1985年1月从副营职干事被破格提拔为宣传处副处长，两年后又当了处长。

　　业余学习的收获使我一辈子受益。它给予我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丰富和学历层次的提高，也不只是工作水平的提高和职务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使我养成了业余学习的良好习惯。如果说当初业余求学主要是为了弥补自己科学文化基础先天不足，在竞争发展中不被淘汰，功利和实用色彩较浓、外在压力较大的话，那么今天则更把它当作了生活的需要、日常的自觉。从那时至今，我几乎没有晚上12点前睡过觉，总要看一会书才睡得实；如果哪天没有看书学习，感觉就像没有吃饭、洗澡一样。

　　重要的角色转换是人生成长的关节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为适应干部“四化”的要求，军队院校大幅度增加在职干部学历教育。尽管业余学习获得了大专毕业文凭，可是我总有点不甘心，尤其因为在学校工作，更感到自己的学识水平不够，希望能够入校接受正规培训。当时我是机关最年轻的处长，政治部董润民主任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当我忐忑不安地向董主任汇报这一想法时，没想到他欣然答应，说“年轻人爱学习要鼓励”，还带我一起到学院施志清院长、张集合政委那里当面请示。首长们都表示支持，施院长还明确要求到其他院校去培训，不要“近亲繁殖”，每次放假要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和其他院校的教学经验。我高兴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那是恢复军衔制的第二年初秋，肩扛中校军衔的我去南京政治学院报到。“首长，您找谁？”一位清秀可爱的年轻哨兵很有礼貌地问。我心里美滋滋的，不无自得地回答：“我是来上学的！”进了政工系二班，同为中校军衔的班主任张晓为热情地将我送到宿舍，耐心指导我蚊帐怎么挂，鞋子怎么放，被子怎么叠……我得知，我们班29名学员参差不齐，职务连营团都有，年龄差了一轮，我是全班职务最高的，也是全院学历教育唯一的正团职学员。当天晚点名，张主任非常正规地一一呼点全班学员，又非常认真地要求我们尽快实现从部队到院校、从工作到学习、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学员的“三个转变”。出人意料的是点名一结束，他居然把学员带到我宿舍床前，说：“内务，就照老蒋的做。”我这才明白他白天对我特别“指导”的用意。无形中，我成了“样板”，整理内务乃至其他，丝毫不敢马虎、松懈。熄灯睡觉，躺在床上的我怎么也睡不着，不只是因为刚入学兴奋，而是因为长期养成的“夜猫子”生活习惯，此刻正是读书、思考和写作的最佳时间。当一个人不想睡觉而硬让他躺在床上时，那个痛苦真不堪言，于是辗转反侧，一夜无眠。第二天发了校徽。也许是宣传处长的职业习惯使然，我到学院门外书店去看看有什么好书、新书。脚步刚迈出校门，只听见后面一声断喝：“站住！出入证？！”回头一看，正是我报到时给我指路的那位年轻哨兵。我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书店，心想这还要什么出入证。“不行！学员没出入证不准出门。”真有点训你没商量。我悻悻地往回走，心想昨天的“首长”和今日的“学员”，差别怎么这么大呢，不由感叹道：“当你佩上白色的校徽（教员干部发的是红色校徽），就意味着到了最基层。”

　　第一次集合站队出操，第一次检查头发指甲，第一次打扫卫生评比，第一次行进唱歌、第一次紧急集合……这么多“第一次”对我来说既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真有点“参军入伍18年，一夜回到新兵连”的感觉。

　　如果说管理上的不适应只是初期阶段性的话，那么学习上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则一直伴随着在校培训的全过程。记得刚开始对老师课堂提问有点打憷，尤其是上英语课，大家基础普遍较差，可是教我们英语的年轻教员张永喜特别认真，常常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真让人感到有点下不了台。个别学员也许角色尚未完全转换过来，面对年龄比自己要小10来岁、职务比自己低好几级的教员提问，有时就出现了拒不回答的尴尬局面。好在成年人的心理调节能力相对强一些，我们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提问、测验、考试接踵不断的学习方式。压力变成了动力，后来英语水平提高之快连老师都叹为奇迹。我从入学时所记英语单词不足以装备一个排，跃升到毕业时能装备一个加强团，第二年参加全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外语统考，几乎没费什么劲就顺利过了关。

　　我深知在自己的军旅生涯乃至一生中，入校培训这样的角色转换属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再告诫自己要多学一点、钻深一点、学好一点。结果考了20多门课，我绝大多数优秀，其余也是良好，还在《人民日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了18篇文章，并参与编写出版了4本书。实践表明，同样本科毕业和授学士学位，其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我想，如果少一点学历意识，多一点成才观念，少一点自我放纵，多一点自我激励，那么在校就一定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也一定能抓住更多的机遇。

　　两年入校培训很快过去了。当我作为全校唯一的优等生毕业时，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却有了更深的感悟。人的一生其实是在不断地变换角色，由此丰富着我们的经历和阅历。重要的角色转换是人生成长的关节点。能不能及时作出调整，适应角色的转换，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也考验着一个人的发展潜力。

　　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学会学习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拉开了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帷幕，对军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长期在机关工作的我，萌生了到人才培养第一线去当教员的念头。经过南京政治学院两年的系统培训，更坚定了我当教员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我与裘克人教授、栾景顺教授主编出版了《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新探》一书，被评为全军院校政治理论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时空军政治部拟提拔我到政研室工作，通知先去帮助工作。在空军机关半年多时间，领导几次谈话就正式调动征求我意见，我都表示还是想当教员的愿望。返校一年后，时任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冯永生来学院出席空军院校讲课观摩比赛，听了我临时抽题仅一天准备的“为人民服务”一课，他给了我很多鼓励，评委们给这一课打了最高分。

　　学院领导认定我在教员岗位上很有发展，有意识地加强培养，决定让我到复旦大学在职进修，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为我将来当博导创造“45岁以下博导须有硕士学位”这一必要条件。复旦大学与我所在的空军政治学院相邻，一直是我所仰望和向往的地方，能到这样一所著名高校学习进修，真让我兴奋不已。导师邱柏生教授是复旦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以前就认识，他笑着对我说：“你本来就是硕导，再来读硕士不必太费力；不过复旦有规矩，读书、听课、讨论和作业等，该做的还得做，该交的还得交。”几个学期下来，让我领教了什么是名校、什么是名师，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所有任课老师都会给学生开出必读书目，这些书目大都是本学科前沿或经典之作，导师的学识水平从开出的书单中就可略见一斑。接着组织讨论，题目经常是规定阅读书目观点之间的比较分析，如果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讨论发言就无从谈起；讨论的方式类似“头脑风暴”，导师鼓励学生有独特见解和创新观点，最后归纳点评都很精辟到位。我与复旦大学的年轻研究生们一起学习讨论，受益颇多，他们扎实的学识基础、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率真求实的探索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让我没想到的是，在复旦大学进修期间空军下达了调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命令。都说干部工作经常跑风漏气，何况我还在空军机关帮助过工作，可这一次调动我事先浑然不知。我心里虽然有些想法，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个道理我懂。人到了北京，可是我没有放弃进修学习，在导师的理解支持下继续攻读，利用探亲休假集中参加听课学习和讨论，以致有的任课老师还不知道我已调离上海。对老师们布置的作业，我都认真按照导师的要求“该做的还得做，该交的还得交”，修完了规定的学分。尽管由于没有时间复习参加外语统考和论文答辩，最终未能获得学位，但我深感这在职进修的过程是升华学习的过程，不仅夯实了理论知识基础、拓宽了学术研究视野、提高了思维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学会了学习。其实，学习的最高境界不就是学会学习嘛！

　　在空军和总政机关工作10多年后，我又重返学校工作，报到第二天就走上讲台授课，一年下来讲了200多课时，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还被推举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军事学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