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交“信号门”提示垄断行业合理定价机制

　　提要

    法规表述不清晰，必有人乘机钻空子，继而导致潜规则盛行并成为既成事实——这或许就是上海轨交“信号门”事件必然上演的逻辑起点之一。

　　上海轨交“信号门”事件上周六暂时平息。当天下午起，轨交8号线延长段，电信和联通手机信号覆盖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两大通讯寡头与申通地铁的利益纷争并未结束，由于商业规则缺失，“暗斗”或将长期延续下去。

　　电信和联通代表通讯服务垄断，申通地铁代表上海轨交服务垄断。围绕手机信号无法接入轨交而上演的“信号门”事件，系国家垄断与地方垄断之间矛盾的最新案例，它再次让人想起“强龙难斗地头蛇”的民间谚语。“信号门”事件从爆发到表面平息，两条“强龙”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事既如此，申通最终又为何选择退半步呢？首先舆论对申通更为不利，再扛下去更显被动；其次，上海通信管理局上周五通过媒体向申通施压，抨击申通“人为阻断”通讯信号，很显然，导致申通暂时接受妥协的主要因素系上海通信管理局的依法干预。

　　申通有否资格收取所谓“进场费”（申通后改口为“建设补偿费”）？按现行潜规则，申通声称“近年每个基站大致收取120万元”可能是事实。而对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7条，电信和联通的确要向申通支付一定数量的基站设置“使用费”。不过，该法条又明确限定“使用费”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不知上海是否制定有此项收费标准？但每个基站“使用费”断不至于离谱到120万元——申通暂时服软的同时声称收费“还可协商”就很说明问题。当然，这里的另一面也有移动公司基站场地租用成本不透明的问题。

　　“进场费”之争还涉及一个较隐蔽的问题，即轨交内部手机通讯网络归谁建设和经营？根据“条例”规定，只要是提供公共通讯服务的任何无线网络皆属基础通讯网络，其建设方理当属于代表国家提供公共通讯服务的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但查阅“条例”全文，却没有直接明确其建设和经营只归基础通讯服务商从事建设和经营。也许正是法规表述不清晰，使申通的越俎代庖行为有了操作空间。现实中，申通的确有“漫天要价”之嫌，理由或是如其所声辩：“我们在建设无线通讯网络时有大量投入……”

　　然而，“条例”毕竟对基础通讯服务运营商主体法人资格，以及基础通讯网络的建设与经营，设置有明确的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门槛。故对照“条例”中与此有关的法条，上海通信管理局声称“申通无相关资质”倒是有根有据的。

　　围绕“进场费”之争，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谁是基础通讯网络包括基站建设的出资人？从国内基础通讯服务归国家垄断的现状出发，出资人理当是国家财政。但在现实中，因通讯服务垄断利润基本留在“三寡头”内部，故它们才是实际出资人。由此，从情理上讲，“条例”只规定支付“使用费”似乎已经足够。另一方面，轨交属地方公共交通基础建设，其出资人当属地方政府，但“条例”未明确作为轨交公共配套的基础通讯网络的建设归谁出资，是归“三寡头”来出，还是打入地方轨交建设总成本？可无论如何，申通自作主张建基站再“转租”并“待价而沽”，于情于理于法都缺乏底气。

　　但生米已煮成一锅夹生饭，“条例”在潜规则面前束手无策。本次“信号门”事件，中移动手机信号虽也遭遇“信号不稳定”，但至少没被“人为阻断”，也许中移动想得明白，提前在“潜规则”面前达成了妥协。

　　另外，潜规则系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上的行事规则，具体到“进场费”抑或“建设补偿费”之类，考虑到上海轨交建设仍方兴未艾，今后很可能再次上演各种商业争执，例如地铁内的ATM取款机和公交车上未来颇有潜力的移动电视广告收益等。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合理定价机制，否则将必然是公众利益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