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进入尾声，国内区域经济“半年报”陆续出炉，新增信贷的表现因异常突出，显得与固定资产投资、GDP等有些“曲高和寡”。

　　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东部五省市新增贷款约3.1万亿元，占全国的40%以上。

　　究其原因，来自东部某省的有关调查显示，6月信贷猛增，更像是银行有意将信贷资金赶到企业手中，原因是担心货币政策收紧，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融资受限制等。由于并未到企业实际使用资金时，于是信贷资金回流至企业存款账户，表现为存贷款双双大增。

　　东部五省市向来是银行信贷“洼地”，当地政府平台企业，更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财政收入水平而备受各家银行的重视，在今年新增贷款中，东部省份的平台企业占比较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银行信贷倾向于地方政府平台企业，引发负债总量过大已成为当前此类信贷的最大风险。同时，惨烈的同业竞争，令银行放松对平台企业贷款的条件，放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资金流向监控困难以及项目自偿能力较弱，均成为平台企业贷款的风险因素。

　　对此，一位长期研究东部金融的专家表示，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显得十分重要，地方政府必须在融资意愿和偿债能力之间作出平衡。

　　不匹配的经济数据

　　企业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的增加，是否一定意味着经营活动的增强？

　　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按部门分类)”显示，今年6月，企业存款增加12932亿元。其中，活期存款增加8921.3亿元，定期存款增加4010.6亿元。当月，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12272.6亿元，弱于企业存款的表现。

　　对公存贷款双双激增，原因何在？

　　7月23日，山东省一位金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根据最近调研的情况来看，在今年的大规模放贷中，投向地方政府平台企业的贷款数量缺乏一个准确的统计，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给平台企业发放贷款之时，企业未必用款，于是，信贷资金回流至企业的存款账户。

　　尤其在6月份，基层银行将已经批下来的贷款，抓紧全部放掉。之所以这么做，基层银行一是担忧货币政策会有调整，如规模控制重启；二是担忧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贷款将会受到限制。

　　虽然，企业获得大量贷款，但由于未到用款之时，只能留在企业账面上。上述金融官员还表示，这些信贷资金并未流入虚拟经济。

　　信贷资金的“空转”，将引发一个现象，即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获得大量的银行贷款，但一些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出现与信贷增幅相仿的增长。

　　前述温州便是一例。温州人行在调查后指出，当前该市信贷投放主要还是投向实体经济，但结构上出现了向个人贷款(1-5月份，个贷的新增占比为42.8％)和政府背景贷款(新增占比约12%)倾斜的势头，而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制造业贷款增长有所放慢，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贷资金的边际经济效益。

　　今年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东部五省市，分别新增贷款8548亿元、7350亿元、6364亿元、4650亿元和3831亿元，GDP同比分别增长7.1%、11.2%、6.3%、9.9%、5.6%。浙江和上海GDP的表现相对靠后，与两省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关，如浙江在信贷同比增长近31%的基础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只达到13.4%；而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仅为9.6%。

　　四重风险

　　目前，对于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增量中的占比，外界传言很多。有人甚至提出：上半年近一半新增贷款流入地方政府平台企业。

　　虽然无法获得全国的整体数据，但东部五省(市)的情况亦可管中窥豹。

　　本报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在浙江温州，截至6月末，政府背景项目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12%；而在江苏，个别地市今年上半年约有30%的信贷资金投向政府平台企业。

　　广东省方面，以人民币基建贷款和以银团贷款、联合贷款为主的其他中长期贷款增加604亿元和1745亿元，占新增贷款的27.5%。这些贷款主要投向各类大型基建投资项目。

　　山东的情况则是，上半年新增中长期贷款2377.2亿元，增长2倍，占全部新增贷款的51.1%。其中，基本建设新增贷款增长2.1倍。

　　回溯上半年，实际上针对平台企业的大量信贷投放，主要发生在一季度。当时，在4万亿投资的导向下，各银行迅速行动。各类平台企业咸鱼翻生，信用等级得以调高，形成了贷款高增长的态势。

　　“政府和银行都像是‘吃鸦片’，‘已经上瘾’，地方政府的债务隐患令人担忧。”前述专家称。

　　7月23日，东部某省的一位金融监管人士称，地方政府平台企业贷款的首要风险是总量过大，由于地方政府的负债规模过大，财力无法覆盖，甚至连付息都较为困难，奢谈还本。在东部某大省，当地金融人士坦诚，除少数经济发达的地级市开发区，尚可保证付息，其余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区，连付息都感到吃力。

　　以地处苏北欠发达地区的淮安为例，2008年其市区可支配财政收入15亿元，而今明两年市区城建基础设施投入为243亿元。

　　第二重风险，为抵押担保不实。前述金融监管人士称，一些土地在用于抵押时，其用地计划尚未得到许可，性质未经审批，信用增级功能大打折扣；而且，作为收储的生地(达不到招拍挂的条件)，今后处置的变现能力差，对银行来说存在较大风险隐患。

　　“不过，有土地抵押已算不错，今年发放的市政类贷款中，不乏有财政兜底的担保类贷款，”一家股份制银行对公信贷人士透露。而早在2005年1月，财政部在《关于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中已明确要求，地方财政应停止对《担保法》规定之外的贷款或其他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无论财政担保是否有效，总算是有一个“安慰”——这是银行业的普遍心态。前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直言，一些股份制银行异地开展业务，因为竞争激烈，甚至降低贷款条件，于是不少平台企业拿到的是信用贷款。

　　信贷资金流向成为第三大风险要素。前述股份制银行人士称，一个平台企业承贷的资金，实际上承担着包括土地储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财政过桥融资等多种职能，对于信贷资金流向，单个银行只能是窥一斑，而不知全豹。大量信贷资金进入政府平台企业，是否全部转化为投资，也要打个问号。

　　此外，作为地方政府平台企业申请贷款的项目，很多为公益性质，根本不具备自尝能力，这也是被忽略的风险因素之一。

　　财政部《通知》下发四年以来，为何地方财政担保依然有着一定的市场？前述金融专家称，原因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只要地方政府有钱还，银行也愿意贷。

　　目前，依然要强调规范地方财政担保行为的重要性，“但财政担保是否有效，并非是风险的核心所在，关键还是地方政府有无还款的意愿和能力。”上述专家直言。

　　不过，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自4月以来，一些大型银行对平台企业所在地的财政收入设置了准入门槛，压缩了客户群，如交通银行即采用了这一做法；工商银行的平台企业客户则主要限定在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级市。

　　此外，一些银行还提高了抵押担保的要求，如要求采用非关联企业担保、严格落实抵押登记手续再行放款、加强贷后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