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档案

　　赖新鹏

　　珍贵档案有奖征文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档案局

　　天津日报专刊部

　　右图张氏兄弟合影，左张学铭、中张学良、右张学思。

　　1952年7月，位于天津市六区（今河西区）东北部的人民公园开园一年之际，一名新的公园主任悄然到任。这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气宇轩昂，虽是简单的装束却掩不住一股曾经身为军人的勃勃英气。好奇的职工们纷纷打听：“新来的主任是谁呀？”新来的主任，他就是曾经的“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少帅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

　　张学铭，生于1908年。1928年，年轻的张学铭东渡日本，到日本步兵专职学校学习，1930年10月，返国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继又被任命为天津市市长。据档案记载，“九一八”事变前期，张学铭即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天津形势和日军活动情况，返津后和其他将领提前加强了对日军活动的戒备。“九一八”发生后，11月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扼浩平和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收买了袁文会等地痞流氓、社会流民等2000多人，由日本人出钱出枪组成了“便衣队”，这群民族败类在日军掩护下分别袭击公安局、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日本人也从日租界开枪射击，为其呐喊助威。早有准备的张学铭等迅速做出反应，由东北军改装的天津保安队于11月9日凌晨即击溃了便衣队的进攻，并夺回了一度被占领的重要地点。但日本人并不死心，11月26日晚，在日军的掩护下，便衣队又再次从日租界出发袭击中国军警，日军还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楼顶架设大炮，轰击政府重要部门，妄图一举搞垮天津市政府，但便衣队的行动早已被张学铭侦知，训练有素的东北军保安队再次把这群乌合之众打得丢盔弃甲，抱头鼠窜。

　　两次便衣队暴乱失败，使日本人恼羞成怒，便给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撤换张学铭的天津市市长之职。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无奈，只得撤去张学铭的市长之职。

　　张学铭卸任后，无官一身轻，先后到英、法、德、美等国游历，抗战期间，张学铭的大部分时间闲居于香港与欧洲，后曾移居南京。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平日，一身将军服，领章金板双花，十分神气。在鸡尾酒会上，他非常活跃，能吃、能喝、能玩，大家同他开玩笑，称他为“总餐宜”，他笑着说：“我无议可参，何不"餐宜"？”

　　辽沈战役后，东北军老将张作相留在了东北，同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联系，并分别致信仍在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将领，让他们不要去台湾。张学铭对形势也看得十分透彻，一直定居于睦南道50号的寓所内，等待解放的消息。

　　1950年，张学铭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进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当结业后要分配工作时，他主动提出，不要马上参加工作，希望到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土地改革一线，深入农村体验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便分配他去湖南。几个月的锻炼使张学铭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深刻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坚定了他做好一个普通的祖国建设者的决心。

　　1952年，张学铭回到天津，组织安排他到园林广场处工作，并担任建成不久的人民公园主任。张学铭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人民公园，前身叫“荣园”或俗称“李善人花园”，为津门富豪李春城修建的私家花园。李春城从祖辈开始以盐业起家，借助先盐后课（先卖盐后纳税）的政策和暗中贩卖私盐的方式大为获利，一跃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

　　李家除了在冰窖胡同的大宅院之外，还在东楼、西楼一带购置大片土地兴建私家园林，面积约占270多亩。1930年版的《天津志略》描述：荣园“为津人李善人家之别墅。李氏富而好义，勇于为善，建筑是园，聊为游憩之所。树木葱郁，丘壑幽秀，鸟语花香，颇饶逸趣，又有湖广数顷，植以芦苇……”园的四周以壕堑为界，以水景为特色，早年间多芦花，具有典型的北方园林特色，又在设计中吸纳江南园林构筑技法，南北交融，风景如画。吸引了大批文人骚客和游人前来游览，1917年在南开中学读书的周恩来和同学就曾到此一游。

　　然而李家后人未能一直延续家族初期的辉煌，1900年后，李家开始分崩离析，荣园也无人照管，1937年，天津沦陷后，日军将此园改为反动政治组织“新民会”的总部，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抵御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而构筑天津城防工事，又将荣园内的许多珍贵树木伐去充作战壕掩体，荣园变得愈加荒凉。

　　解放后，李氏后人李岐美向人民政府捐献荣园，1950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这座已颓破不堪的花园后，并经重新整葺，于1951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据档案统计，开园当日即涌入4万多人。

　　从此，张学铭认真践行着自己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园建设，他自己说，一个公园主任虽不大，但一天进两三万人，都交给你了，不认真负责是不行的。从收门票、看护存放自行车、弄茶社、站柜台，包括给游客服务倒茶这些日常小事到四处奔走为公园购进了不少珍贵的动物和奇异的花卉，兢兢业业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间，他为人民公园的建设发展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人民公园也为广大人民提供了一个风景优美的休闲场所。当时香港的一家报纸奚落张学铭，说他从市长宝座跌入园丁泥坑。张学铭理直气壮地说：“占世界1/4人口的中国人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园丁，大惊小怪的是那种无知的人。”

　　1954年国庆节前，张学铭等人到北京，打算请中央领导给人民公园题字，据档案记载中与张学铭同行的工作人员张晓晞回忆：当时（1954年）正在修建人民公园前门楼，想让中央负责人给题字，但又想到主席很忙，如果能烦到朱德委员长或郭沫若也算不错了。到北京后，先住在张学铭岳父，古建筑学家朱启钤的家中，当时中共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也住在这里，准备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张学铭把来意同他说了一番，章士钊说：“我每天开会都能看见毛主席，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向主席说一下。”于是张学铭等就转托章老烦请毛主席题字。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毛主席即亲笔题字并写了一封复函，张学铭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马上买票回天津。由于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5周年前夕，相关人员为迎接国庆，及时向广大群众展示，当即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将题字放大刻板，制成匾额悬挂于公园正门上方。这四个黑底金字，气势豪放，气贯长虹。这是毛主席亲笔为我国园林、公园所题写的唯一匾额。

　　张学铭后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文革”开始后，他和夫人迁往北京岳父家，周总理和邓大姐亲自到家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情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常委。从任职到病逝前，他还一直关心着天津的园林事业，曾数次在政协会议上对天津市公园的改造建设提出建议议案。1983年4月9日，张学铭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锦娟笼影晕娇红”，是著名词人张伯驹在与诗友游览当时的荣园时留下的佳句。如今,这座经历了一百多年历史，张学铭老先生昔日为之殚精竭虑的津门名园将以崭新的风貌迎接四方来客，成为对外展示天津特色的一张绿色名片，为市民提供一个高品位的文化生活和休闲娱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