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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与李鸿章的恩怨

2009年07月26日07:36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天津网-天津日报
  讲述

  艾 莲

  假如时光倒退至1860年,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尖脸、黄毛、蓝眍眼、高鼻子的英国兵带着一名法国兵,不停地在海河两岸观察丈量,他们胸有成竹地指指点点,眼里闪烁着贪婪的目光……这个英国兵,就是深得李鸿章信任与厚爱,甚至他死后在天津为之修建纪念堂,挥泪祭奠的英国皇家斯塔维里远征军工兵上尉——戈登。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迫清政府于当年10月24日、25日签订了中英、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条约中写道:“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12月,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又突然向时任直隶总督恒福提出,“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国商住屋、栈房之用。现勘得当地迤南二三里许,坐落紫竹林至下园地一方,约四顷有馀。”此时,这边清政府尚未答复,那边野心勃勃的戈登已开始丈量土地,他自行划定从紫竹林(现解放路青年宫)向南,沿海河西岸长几公里的土地,为英国、法国和他们的盟友美国的租界。其中英租界东起海河,西至今大沽路,北界为今营口道,南至今彰德道,占地460亩。划好界地竖起界碑赶走原有的老百姓,戈登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英租界内道路、街区、河坝的设计。就这样,小个子工兵上尉替英国皇室抢夺了一块中国土地,从而为大批源源不断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淘金者进入天津奠定了基础。

  按说戈登这个心怀鬼胎的洋鬼子,北洋大臣李鸿章不该待见。他不仅曾在北京大肆烧杀抢掠,而且还参与了火烧圆明园。但事实是李鸿章不仅厚爱而且信任,为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戈登是天津租界的“规划”者。有了天津这些租界区,日后为李鸿章推行的洋务运动创造了条件,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地。除此之外,李鸿章感激戈登的是他的“洋枪队”(后改为常胜军)曾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戈登是他清剿太平军的得力干将,所以在李鸿章的心里,戈登是助一臂之力的功臣。

  虽然李鸿章认为戈登是他的干将,但戈登却对李鸿章并不唯命是从,彼此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甚至你死我活。1863年春,时任苏州巡抚的李鸿章清剿苏州的太平军遇到阻碍。当时太平军负责苏州防务的主帅是谭绍光,谭绍光对太平天国忠心耿耿,发誓与苏州共存亡,但部下郜云官等人却与之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内情后,立即找来程学启前去劝降。程学启是太平军降将,按照李鸿章的旨意,在阳澄湖的小船上会见了郜云官,郜云官因对太平军大势已去早有心投降,所以程学启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他。最后打动郜云官的是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杀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

  郜云官虽然为朝廷的条件心动,但又怀疑李鸿章是否会耍奸计。为保证李鸿章事成之后兑现承诺,精明的郜云官提出请戈登为见证人。他对同伙说,戈登是英国人,比朝廷讲信用,由他担保李鸿章不敢食言。就这样,戈登为李鸿章能够获取苏州,欣然当面为双方作证,并目睹了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之后,郜云官履约杀了谭绍光,开城门将李鸿章迎进苏州,但他没把旧部解散,而且还提出把自己的部队完整编入李鸿章的淮军,这让李鸿章大为不满,杀机顿起。于是,他支开戈登设“鸿门宴”款待郜云官等8名降将,当郜云官一行前来赴宴时,埋伏好的杀手一拥而起,8颗人头瞬间落地。

  此刻,李鸿章得意至极,早把戈登作证的事忘到了脑后。在他看来,戈登一伙在中国无恶不作,比强盗还强盗,哪会在乎什么信用?没承想“麻烦”来了。戈登闻此事后,认为李鸿章的口是心非等于让他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怒不可遏的戈登,先跑到杀戮现场抱着郜云官的首级痛哭一场,接着抄起左轮手枪欲跟李鸿章决斗。李鸿章闻听此信,嘴里一边骂洋人把信誉看得那么重,一边四处躲藏。找不到李鸿章戈登的“火”更大了,他不仅不依不饶,而且还四处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并向朝廷请愿撤职查办李鸿章,把苏州城还给太平军。最后,戈登还联手列强签署了一份严厉指责李鸿章的文件,警告清政府若不处理此事,他们将不再帮助清政府做任何事情。面对戈登的“一根筋”,清政府虽暗地保护李鸿章,但也不能不做出一点姿态,命令李鸿章厚葬郜云官等人,并在报上公开声明,杀降将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又拿出白银7万两重赏“洋枪队”,另拨1万两安抚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后来经人劝解,戈登接受了银两,但回国后他将银两捐给了慈善机构。战争结束后,同治皇帝为感谢戈登为清政府清剿太平军有功,授予他当时中国军队最高的军衔“一提督”称号。

  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李鸿章跟戈登打交道变得“精明”了,他曾对曾国藩说,以后跟洋人办事打痞子腔最合适。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套手段,日后成了他与洋人共事的“法宝”,连戈登也不计前嫌继续与他为友。李鸿章也对得起戈登,1886年,住在天津的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得知戈登被击毙于苏丹后,失声痛哭,立即召见利顺德股东德璀琳,授意他在天津为戈登建一座纪念堂。德璀琳心领神会,决定把戈登堂建在利顺德前面,与1886年建成的维多利亚公园并重。为建设戈登堂德璀琳筹银3.2万两,亲任监造。他请人将戈登堂设计得恢宏、气派,建筑两端为三层圆形塔楼,中间两层,两层正中设计为高耸的碑形入口。戈登堂1889年动工兴建,1890年竣工。竣工仪式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中央,李鸿章泪流满面,他遥望天空,轻言自语愿地下有知的戈登了解他的怀念,愿戈登的灵魂在天津得到安息……1897年,天津英租界扩充后,又将建成的第一条路命名为戈登路(今湖北路)。

  是苍天有眼还是历史无情?戈登堂没如李鸿章所愿,唐山大地震时,天津上千座小洋楼安然无恙,唯戈登堂倒塌。如今,戈登堂在解放路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侧圆形塔楼,仿佛是戈登的耻辱碑,留给后人嘲讽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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