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动员相劝 大孝子起义保全新都

新都桂湖外景（资料图片）

讲述人：秦长顺

　　新都位于成都平原中部，是古蜀国都邑，距今已有2700年历史。新都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与广都、成都同为蜀中名城，合称“古蜀三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残部从广元一路潜逃，经剑阁、德阳、绵阳之后，近10万国民党军队屯集在新都，还有国民党第95军严守新都城，虎视眈眈。与此同时，解放军大军挺进，双方对峙。解放军为让这座文化古城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希望和平解放新都。

　　解放路线：广元-剑阁-罗江-新都

　　解放城市：新都

　　解放时间：1949年12月27日

　　解放军兵力：（中路）第18兵团、第一野战军

　　国民党兵力：国民党15兵团、第3兵团、第95军、警卫团等

　　第95军军长黄隐是新都石板滩人，为黄氏家族的大孝子。其同胞兄弟、女儿及侄儿，家族每个人及邻居都劝说他投诚起义，避免老百姓受到伤害。黄隐最终在亲情的感化下，与解放军握手言和，迎接贺龙部队到来。7月20日，本报“重走四川解放路”报道组记者找到曾见证新都解放的秦长顺。今年79岁的他习惯性地摇着手中竹扇，思绪又回到了60年前，“如果不是黄隐起义，我可能都变成骨灰了。”

　　原新都区档案局局长吴光奎目前同其他同志一道协助新都区史志办撰写了20万字的《中共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史》，全面记录了新都解放的前前后后。

　　1937年-1948年，城里货币失控保长竟自印钞票

　　秦长顺讲起那段历史仍表情凝重。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国民党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同学们都在传“国民党要在成都发起最后战役”。在川陕大道上，随处可见国民党残部、伤兵络绎不绝地朝成都方向逃跑。新都一些乡村城镇住满了国民党部队，给人印象就是“兵荒马乱”。

　　在这种环境下，新都城内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秦长顺说：“那些年代，我们使用的银元和金元，到市场上买东西，提钱得用背篼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保长自己刻一枚章，在草纸上一印，就变成了‘纸币’，在保长所管辖的区域里流通。”

　　驻守新都的国民党95军的军长黄隐是新都石板滩人，他与四川军阀邓锡侯有着至深的关系，曾有“四川小诸葛”之称。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蒋介石整编川军，将邓锡侯的第45军抽调出一个师及两个独立旅组编成95军，委任黄隐为该军中将军长。

　　秦长顺说，黄隐的部队纪律严明，从不抢夺百姓粮食和衣物，新都的治安比较稳定。国民党残部士兵为维持生活，在街头摆地摊卖军用品。当时，新都北门操坝很大变成了军用品交易市场。这与解放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实际上，从1937年至1948年初，共产党、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一直策动黄隐及所属部队起义，但他十分谨慎，既不拒绝，也没答应。

　　见证者说

　　1948年-1949年9月底

　　女儿转告情报父亲称心中有数

　　黄蜀君是黄隐的女儿。1948年，她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为堂兄黄实主编的进步刊物《活路》写稿。她跟黄实同住其友人处，看见了我党的“五一”宣言，特别记住了对国民党高级将领“既往不咎”、“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次日，她便写信给父亲，含蓄地讲了父亲的出路所在。寒假时，她特为此回成都向黄隐当面禀告。黄隐当时会心地笑了。

　　1949年6月，华西大学学生、《每周时报》成员毛英才被捕后，地下党外围“民协”组织决定让共产党员姚定和钱万和转移，黄蜀君在征得父亲同意后，将二人隐蔽在成都的黄家，近一个月后才让她们安全离去。同年7月，黄蜀君在成都新南门竟成茶园会见了从香港来的康先生。康让她转告黄隐：大军快到了，还有其他人要来做他的工作，目前要保护好灌县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黄蜀君如实转告后，黄隐称心中早已有数。

　　侄儿回川力劝让黄隐感到踏实

　　秦长顺说：“解放军为将古老的新都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一直在努力，希望黄隐起义。1949年8月，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决定派遣一批人潜入四川，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黄隐的侄儿黄实成为了首选人物。他原为四川《每周时报》社社长，对四川的情况深为了解，其父黄慕颜是早期共产党员，与刘伯承关系甚深，长期与我党的老同志吴玉章、张曙时、南汉宸等过往甚密，时任邓锡侯的高级参谋。鉴于这种情况，党组织将黄实由华东局联络部转到第二野战军，派回四川对黄隐、邓锡侯部搞策动工作。

　　出发前，二野情报处处长柴军武告诉了黄实的任务，并将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邓锡侯的密信交给他。根据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规定，黄实从南京经武汉、宜昌，通过巫山转重庆，于9月初到达成都。

　　黄实回川后，首先找到父亲引路，见到伯父。他向黄隐转告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黄隐反复询问刘、邓首长的具体意见，并一再叮咛黄实要绝对保密。

　　其实在黄实到来前，地下党曾派人来做过策动工作，黄隐也表态同意起义，但心里老感到不踏实。这次黄实让他踏实了，自己侄儿绝不会骗他，因此他的疑虑都消除了。

　　黄实又随父亲去见邓锡侯，向邓锡侯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他的三点希望。邓锡侯当即表示：“个人年事已高，但为保护桑梓，定相机行事。先期起义恐难成事，力争共军逼近时，率95军宣布起义。”

　　内侄管收发报每晚与二野联络

　　二野司令部参谋部情报处的周超，化名章浩然。9月底，他奉命经黔江、涪陵来到成都，按照事先约定方式与黄实取得了联系，带来了与二野司令部电台联络的呼号和密码，还传达二野司令部的指示：鉴于北线一野和南线二野大军已向西南地区全线战略推进，要求大家加快工作进程。

　　情况紧迫。黄实及时将章浩然的到来和二野司令部的指示告诉了黄隐。对章浩然的安置和设立电台，邓锡侯交由黄隐和黄实具体研究、落实。他们新购置了一部收发报机，设在成都市大慈寺95军军直通讯营内，由专人负责收发报工作（该营营长焦汝敬是黄隐内侄）。对外绝对保密，对内则称是与李宗仁联系的直通电台（报务员也只能让其知道是与李宗仁通报）。密码翻译则直送黄隐，再转黄实和章浩然处理。95军无线电第一台台长宋世树被指定值机，每晚在焦汝敬亲自监督下同二野进行联络。

　　亲友积极响应收集和传递情报

　　黄慕颜的女儿黄华君、四儿子黄君祥当时都是地下党领导的“民协”成员，经常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也经常协助父亲和两个哥哥做策反工作。

　　在95军中，黄隐的侄儿黄柄任副参谋长兼运输团团长、女婿周肇昌任三七八团第三营营长，他们都积极拥护和响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都积极出谋划策，多方联络，收集传递各种情报。

　　在部署具体的起义工作中，章浩然、黄实又同黄隐研究出两个方案：在北线大军压境时，95军固守德阳、广汉、成都一线，在一线驻有军直属队和一二六师，腹背牵制胡宗南，同时控制成都城，宣布起义；95军由成都撤出，把一二六师主力及二二五师师部和六七四团集中在成都西北的新繁、郫县、温江、新都、彭县和灌县一带，待胡宗南部后退时，从旁侧击或截其后。后经过视察和综合二野等多方意见，采取了第二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