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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出参观有益感化矫正在押犯人

　　在监狱服刑将近5年后，尚有3年刑期的王宏江穿着囚服参观了南街村植物园和吉鸿昌纪念馆。这是河南周口监狱对犯人教育改造的一种创新模式。此举一出引起争议，有人担心犯人会趁机脱逃危害社会(7月27日《河南商报》)。

　　西哲有云：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对刑事案件罪犯处以刑罚处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处罚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对他们过去的畸形心态和犯罪行为进行感化、教育和矫正，以利他们尽快告别昨天，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上来。

　　我觉得，相较于几年前一些地方监狱重利轻义的“探索”、“尝试”而言，河南周口监狱组织在押期限即将届满、平时表现较好的犯人外出参观，的确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改造和教化的尝试与创新。让犯人们接受新事物，见识国家、社会发展新成就、新变化的参观活动，对在押犯人既是一种激励，让他们也有机会与我们一起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也是对在押犯人的一种应有尊重，是对犯人合法权利的必要满足。

　　笔者相信这种创新———如同不久前一在押犯人及时得到有关方面许可为监外患病的弟弟捐肾一样———具有很好的正面且动态的感化、教育和矫正作用，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在押犯人早日弃暗投明，洗心革面，回归社会，报效并服务社会。

　　湖北李甘林职员

　　媒体监督应有刚性的制度保障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政府网站发布《昆明市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有干扰阻碍媒体依法监督等八项行为的将被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月27日《京华时报》)。

　　如果类似的规定能够实施，那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显示了昆明整顿预防干部职务犯罪的决心和魄力。在这里，笔者真诚的期待政府能够真诚欢迎媒体监督，也希望媒体不要耍特权，恪守媒体的职业操守，共同打造透明的舆论氛围。

　　媒体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新闻媒体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所有国家公职人员和权力机关都应在监督的范围之内。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就提出：“要拓宽监督渠道，增强监督的合力和实效。”但在实践中，有一些官员忽视了媒体监督的职能，按照某种“惯例”，阻止信息的传播，媒体难以行使正当职能。对媒体提出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的甚至漠然置之，名改实不改，甚至不理解，阻挠、排斥监督。

　　毫无疑问，要使新闻媒体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否则，将难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且，从增强预防职务犯罪的透明度来说，媒体监督的确具有其他预防措施不可比拟的优势，运用得当，势必增加职务行为的透明度，让其变得更加“阳光”。

　　河南刘英团法务人员

　　有令无“禁”拷问现行教育评价机制

　　据报道，今年暑假，陕西省西安市几乎所有中学的新初三年级和新高三年级学生，都得在学校补课。学校并不怕教育部门来查处，因为征得了西安市教育管理部门的允许，虽然此种做法违反了教育部的有关规定。

　　对于禁止补课的问题，《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规范)》早有规定，教育部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也是三令五申。行政许可法对行政事业单位收费有严格的管理规定与程序要求，教育收费必须有法律依据。中小学校教育，本是在公共财政支撑下的公益事业，更应该执行十分严格的收费政策。然而，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素质教育讲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干得扎扎实实。不仅学校违规补课，少数地方教育部门也公然为补课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换个角度看，西安市允许新毕业年级补课也有其“苦衷”：在教育评价体系不完善的现实条件下，考试成绩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学生的前途和命运，也是教师乃至学校身上一道难以摆脱的“紧箍咒”。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部不仅要下达“禁补令”，而且要想办法落实“禁补令”。不能听任地方教育部门另起炉灶，架空“禁补令”。同时，当下的现实教育语境值得反思。如果政府推进教育公平动了真格，改革教育评价手段，淡化成绩观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均衡发展，营造公平、宽松的教育环境，应试教育氛围逐步被素质教育、公平教育理念取代，不仅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会大大减轻，假期补课风气也会逐步失去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这或许才是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真正内涵。

　　湖北刘凯玲读者

　　医疗鉴定增强公信力是当务之急

　　回应本报《双胞胎出生即致残审理再审理医疗纠纷16年未了》报道

　　读罢报道，笔者为丹永安上访7年不放弃的精神和伟大的父爱而感动。在同情和震撼之余，笔者认为，丹永安的含泪祈盼，不仅考验着医院、鉴定机构，同时也考验着我们的政府。

　　众所周知，现行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是，由医学会从专家库中随机抽调鉴定组专家，被抽调专家实行回避原则，即参与鉴定的专家避免从与患者方发生纠纷的医院抽调。虽然专家库中专家众多，但因各大医院医生互相鉴定医疗事故，医学会与医疗机构又同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主管之下，医学会鉴定专家要想做出公平客观的鉴定，难度实在太大了。加之，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由于法官不懂医，对医疗鉴定报告依赖程度高，使鉴定报告成为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而患方对鉴定报告的公正性不信任，依赖鉴定报告作判决的法院就无法通过诉讼程序消除患方的不信任。因此，要想改变此种现状，必须建立独立于患者和卫生部门之外的鉴定机构，将整个鉴定程序置于阳光之下，增强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同时，建立完善的医疗意外保险也应是政府力推的方向之一。正如舆论所言：高风险行业造成人身损害的结果无外乎两种原因，其一是不法行为的侵害，其二是不幸事件的发生。而医疗行为引发后者的比例非常大。对此，不能让百姓承担这种不幸事件的成本，只能通过建立完善的医疗意外保险进行救济。

　　安徽张政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