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口店再发掘现场。

　　文物保护呼唤民间资本

　　周口店考古再发掘引发新话题——

　　兵马俑、周口店世界文化遗产在上月相继进行再度发掘，而发掘队遇到的一大难题便是经费不足。周口店遗址发掘队长高星表示：“在国外同行的考古发掘中，很多设备、帐篷都由企业赞助支持，文物保护不是政府包办而是全社会支持。”那么，作为一个文物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国内保护文物遗产为何不能借力民间资本？

　　“我很羡慕一些国家的考古项目得到社会各界的眷顾和支持，一些重大考古项目的主要资金、设备、工具来自企业和民间的赞助……”

　　说这话的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6月24日，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周口店遗址再次发掘，面对蜂拥而至的近百家国内媒体记者，本次考古发掘的领队高星高调“哭穷”：“我想借此机会呼吁社会各界对周口店发掘以及类似的公益活动予以支持和关注。国外早就有民间资本介入文物保护和考察发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物质条件，社会大众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支持程度应该得到大幅度提升。我们愿意以周口店发掘作为平台，欢迎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对发掘和研究工作给予关心和赞助。”

　　高星的“羡慕”源自一次出国考察。去年3月份，高星和同事在西班牙古人类遗址——阿塔普埃尔卡遗址发掘现场大开眼界：“人家的脚手架上居然可以挂广告，可口可乐的标志赫然在目，后来一问，是文物单位为了回报那些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我们很受刺激和启发。”高星后来又了解到，国外早在20年前就出现类似的合作模式，无论是电脑，还是帐篷，甚至照明灯、汽车都可以成为民间支持文物保护的捐赠品。

　　高星透露，本次周口店发掘的资金有限，文物局划拨的资金仅仅可以用来“抢救性保护”，若想通过发掘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试验依然“很差钱”。他举例说，如果资金充裕，我们的作业平台可以更宽大，不像现在仅仅容纳八九个人，效率肯定会更高。工具设备是考古发掘最重要的物质保障。“同样是电镐，我们现在用的是价值5000元的国产货，相比进口货它引起的震动更大，明显不利于发掘和保护，可是进口的就要10万元，根本上不起！”还有显微镜，“我们现在用的是放大率100倍的国产显微镜。进口的显微镜不仅放大倍率达到400倍，而且清晰率更好，景深更大，立体感更强，可价格是50多万。”

　　高星说，作为一名研究者，能够参与周口店这样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发掘是幸运的，但同时又感到压力巨大。因为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错过了、耽误了发现是不可原谅的，是愧对子孙的。

　　-巨额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

　　民间资本长期缺席文物保护

　　差钱的不止是一个周口店。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文明未曾中断的唯一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文物古迹：据统计，全国不可移动的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达40多万处，世界遗产名录有30多处，馆藏文物1250多万件。为了保护传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各地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有的地方因此背负巨大财政压力。

　　沈阳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介绍，2003年以前，沈阳市每年拨给文物部门的固定经费只有50万元。虽然从去年开始文物维修和征集经费增加了200万元，但遇到重大维修项目只能临时请拨。沈阳市政协学宣文史委员会建议称，应积极引进民间资金，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创新投融资体系。另外还可通过民间捐赠等形式，建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在苏州，有政协委员曾提出应吸引和利用民间资本，减少政府财政压力：“有限的政府资金应该用于抢救濒危的文物和日常的管理工作。文物修缮只是对文物暂时保护，长期保护建议建立文物维护储备金制度，用于紧急情况的发生，如不可抗力的破坏。”

　　北京是全国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城市，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数字显示，自2003年启动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以来，政府每年都投入专项基金一亿以上，最多曾达到一年3个亿，仅2004年至2005年便投入达5.1亿元，修缮面积将达到31万平方米。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周口店发掘受困资金，“项目早就批了资金已经划拨下去了！什么是够？什么是不够，这就不好说了，如果说搞科研那可能一千万都不够，我们审批的钱就是文物修缮和保护，外地不好说，至少北京文物保护不差钱”。

　　但《青年参考》一篇名为《北京：文物保护其实挺差钱》的文章却称：北京市在全国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中一直处于领先行列，但北京平均每个古迹的年维护费用，只有不到3万元，文物保护工作仍然很差钱。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秘书长孙玲对该报记者说：“目前政府一年投入文物保护的资金约一个亿，而北京有3500余处文物古迹需保护，资金仍相对紧张。如果能加强日常维护工作，比如经常清理古迹上的杂草，将促使文物古迹"延年益寿"。”

　　高星认为，国内尚没有形成赞助文保的氛围，希望全社会能多关注。他说，在国内普通大众心目中，保护文物似乎天经地义是政府的事情，而在国外很多人都认为是全社会的事情，甚至有些企业不求回报地捐赠，认为这样的行为很时尚。

　　民间资本参与文保实例

　　玲珑塔捐款

　　2009年6月13日，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北京如意商务酒店李保瑞总经理和部分员工一同来到了位于海淀区昆玉河畔的玲珑公园，在这里向市级文物玲珑塔进行捐赠。在捐赠仪式上，如意酒店向玲珑公园捐赠功德箱两个，向市级文物玲珑塔捐款共计3800元人民币。酒店总经理李保瑞与玲珑公园李玉萍园长进行了功德箱钥匙的交接，并当场清点了捐款金额，本次捐款将全部用于玲珑塔文物的维护。捐赠活动引起在场民众的共鸣，一个在玲珑塔边玩耍的小女孩也在父亲的鼓励下，走到捐款箱前，投入了自己和家人的一份心意。

　　《清明上河图》展柜冠名

　　2005年10月10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庆典，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书画作品——《清明上河图》同时在故宫延禧宫公开展出。而此前一直为外界所关注的《清明上河图》高科技展柜冠名权拍卖却未能如期举槌。据知情人士透露，原本委托方一直乐观估计至少价值1000万元的《清明上河图》高科技展柜冠名权，到最后因为招商不顺已经降到了一个很低的价位仍无人问津，这样的低价让拍卖方没有办法接受，到9月30日双方合约终止之日，我国文博领域内首次文物资源无形资产拍卖宣告失败，这一拍卖行业的新生物无奈流产。

　　老山汉墓挖掘现场工棚赞助

　　2000年6月5日，老山汉墓发掘现场吊装起巨大的金属拱形罩棚，该工程是为了保证雨季到来时不对地下文物造成损坏而修建的。由于工程要对原有地貌尽最大可能予以保护，并保证考古发掘工作的绝对安全，还要考虑采光、通风，因而对设计和施工都有很高要求。建成后，银蓝相间的弧形罩棚成为考古工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项耗资120万元的工程是由北京银河金属结构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无偿捐助并设计施工的。这项企业赞助文物保护事业的积极行动，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的共同提高树立了榜样，受到北京市文物局的高度评价。

　　-一两百万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捐赠大门敞开，无奈无人进来

　　本报去年12月曾经报道过八大处因资金短缺，作为八大处之首的第一处，长安寺因长期缺修缮资金难以开放，“下雨下雪的时候，屋里就会漏水，”园内工作人员冯先生告诉记者，“园里有自己的小施工队，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因为能力有限，也只能是尽着那些漏得严重的补。”冯先生介绍说，长安寺近4000平方米的面积，其中文物占地面积至少2500平方米，现在普通建筑的修缮费用是每平方米1000元至2000元左右，而专业的文物修缮价格在每平方米4000元至5000元左右。按此算来，长安寺的修缮至少要1千多万元，尽管政府提供两百万资金支持，但还是有缺口，无法承担。

　　对于民间资本介入文物保护，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王处长第一次遇到是在八年前：“当时我们去德国的科隆考察，当地的一座教堂正在保护性维修，脚手架上的围挡上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一家世界著名香水品牌的广告，当时给我们印象很深，只是由于时间有限没有更详细地了解其背后的运作模式。”

　　王处长说，对于民间资本我们一向是欢迎的，只是现实中没有几家企业找我们，连问的都不多，就北京而言我印象中的企业赞助文保项目屈指可数，德国的汉高公司曾经捐款资助修缮慕田峪长城，也没有什么太多回报，无非是宣传宣传，然后立了块捐赠石碑。他说：“从我们文物局的角度是欢迎民间资本介入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

　　据他透露，企业和个人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项基金，首次捐赠不少于100万元，每年投入不低于50万元，基金会将为之成立委员会管理并留取10%作为管理成本，根据专款专用、专项基金管理的原则，专项基金负责人负责基金的审批，资金都将用于某类项目文物保护，目前已经成立了修复鉴定、酒文化保护和古陶瓷三个专项基金.另外一种门槛更低的是专用基金，对捐赠款项数目没有要求，基金会就某个项目进行定向募捐征集，比如修缮某名人故居可能需要2万，任何人都可以捐赠，哪怕是10元、8元也行。但目前国家文物局对立项要求非常严。

　　大门一直敞开，却鲜有人迈步走进，甚至连“路过”的人都很少，这就是目前民间资本缺席文物保护的现状。“一两百万对于文物保护来说不是杯水车薪，而是基本上什么都干不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刘玉清无奈地对记者透露，这家由国家文物局主管的社团法人、公募性基金组织每年募集的资金量仅在二百万元左右，最大的单笔募集资金纪录是2007年来自广东某房地产企业的一百万。

　　-税收优惠有名无实

　　回报有限影响捐赠热情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民间财富暴涨的背景下，为什么募集资金那么难？某企业策划部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心声：“我曾经向老板报过捐款保护老北京叫卖文化的策划案，可他看都不看就否了，直接和我说"还不如捐个希望小学效果好"。”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和企业募集时也格外痛苦，用他们的话来形容是“简直是鸡同鸭讲”——“人家关心捐赠仪式有没有直播，领导讲话能不能见报，能不能搞台冠名晚会上中央台，而我们强调的文保规划人家根本没太大兴趣”，刘玉清这么描述。此外，目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所能提供的回报形式着实有限，无非是颁发捐赠证书，尽可能地为企业提供宣传机会，至多在文物古迹非核心区设立一块功德碑。周口店遗址负责人杨海峰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能做的回报方式，就是在遗址保护性发掘现场，悬挂企业形象标志和名称，并在遗址化石地点说明牌中写明企业赞助遗址保护情况，而“一切冠名行为都无法操作”。

　　在国外，企业和个人赞助不怎么提出额外要求，因为除了美誉度和品牌提升外，仅税收优惠一项已经足够吸引。相比国内，对捐赠人的免税优惠却有些吝啬。按照相关规定，社会力量进行捐赠后，“企业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个人在申报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实行税前扣除。”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刘起富告诉记者，现实中税务部门并未照此执行，各地情况五花八门，即便在北京市不同的区县也有不同的做法。

　　假设一个企业一年总收益在100万，那么它捐赠出13万可以享受免税政策，如果捐出20万，其余的7万元还要按照8%或者25%上税，没有任何减免。这与国家鼓励企业和个人做好人做公益的初衷是违背的。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曾经一年时间都按照25%比例上税“不上不行，否则资金一分都进不来”，刘玉清说。

　　-保护文化遗产不只是政府的责任

　　民间资本介入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记者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网站的捐赠名录上看到，有20家企业和个人对四川灾区文物修缮进行捐款，其中包括文物专家谢辰生5万元，空中网2万元，最小的一笔捐款来自网友小妖20元。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起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基金会创立于1992年，真正着手向社会募集资金是从2005年开始的，募集到的资金真不多，2006年几十万，2007年一百万出头，2008年超过200万，2009年目前接近300万”。

　　现在，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企业的个性需求，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也开始尝试举办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评选这样的晚会活动，增加媒体曝光率为企业宣传提供便利，他们相信未来中国还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为文物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像民营经济对中国腾飞的拉动一样。

　　中国权威文物专家罗哲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举双手支持民间资本社会力量介入文物保护，不能让政府大包全揽，而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前提下，积极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文物的维修管理和使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文化公益事业。文化遗产财富是全社会的，保护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和公民的一份责任。”民间资本的介入，是中国文物保护的进步，也是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