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联合国原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做客新华网，就联合国、中美、中日关系、等问题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新华网郭毅 摄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收看新华国际访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华网与外交学会联合推出“中国外交60年”系列访谈，今天是系列访谈的第三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前驻日大使陈健，请他与网友一起分享他40多年的外交生涯。欢迎您，陈健大使。

　　陈健：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新华网的网友们交换意见，我愿意就联合国、中日关系和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等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

　　主持人：陈大使，我们经常提到“联合国”这个名词，那么联合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哪些作用？

　　陈健：首先要解决一个误区的问题，大家谈到联合国就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单一的主体，实际上联合国是由不同的机构组成的，很难说哪一个机构就能单独代表联合国。另外联合国是由有主权国家组成的。

　　联合国成立时主要是维持世界和平和安全，二是促进世界的发展。从它成立到现在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到现在为止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一些比较大的战争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比较大的战争，联合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另外，联合国在促进发展方面和促进原来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联合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0几个国家，现在发展到了有192个国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联合国在反击非殖民化的推动下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他们取得独立后联合国又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联合国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主持人：您当时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主要承担哪些方面的工作？

　　陈健：我主要是分工管理联合国大会和大会管理。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来是分两部分，一个是联合国大会的运转。大会主席如何主持联合国大会，使得它能顺利进行，在这方面我是起大会主席的参谋作用，因为每届大会主席都是从地方轮流选出来的，大部分还是各国外长，他们担任大会主席之前对联合国大会如何运作没有切身体会，我们就是帮助他，提出执行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充当参谋的较色。另外就是会议管理，所有联合国会议的服务工作都是由我们这个部门完成的。

　　主持人：联合国有“文山会海”之称，那您在联合国期间有没有对此进行改革呢？

　　陈健：您刚才提到的“文山会海”，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一个代表团长乔冠华他谈到联合国的感受后，说联合国既有用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在形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时候他用了这个“文山会海”。我这个部门恰恰是管这个“文山会海”的，去了以后发现就是由于以前管理不善造成这个“文山会海”，造成我们部门管理效率低下，也使经费几乎每年都超支。我去了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妥善管理，改变这样的情况。

　　联合国有这样一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官僚机构；但联合国也有另外一面。它是官僚机构是因为他要给所有的成员国以同等待遇。在联合国改革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平衡民主和效率的关系。如果把民主发展到极限，那每个联合国成员提出的要求都应该予以同等重视予以满足；如果考虑到效率就会影响到成员的平等权利。所以我们改革中要处理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平等和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使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对我们的改革方案都能接受。

　　主持人：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陈健：我们既是发展中国家一员，又是常任理事国，使得我们在联合国有着特殊的地位。

　　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联合国对中国的期望也在提高，要求中国参与更多联合国的事务，并为联合国多方面的任务，无论是维和还是经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多边外交的空间也大大扩大了。

　　主持人：有网友问，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力量和作用是否均衡？

　　陈健：既均衡又不均衡，联合国大会192个成员国都是平等的，每个成员国都有一票，所有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都要192个成员国中多数赞成才能通过。从这个角度来说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最民主的机构，但是遗憾的是大会通过的决议没有强制力。联合国内最不民主的机构也是效率最高的机构，那就是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10个是非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只要一票反对其他14个国家赞成，这个决议就通不过。所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了联合国建立的理念，就是联合国要在大国一致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是有强制性的。所以安理会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中最不民主的机构，但是它通过的决议又是最有约束力和效率的。

　　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色列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每次要在阿拉伯国家提出提案，对以色列所做的侵犯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权益的行为表示谴责的时候，那肯定是要受到美国反对的。由于美国拥有否决权，所以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没有通过任何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但是同样一个决议在安理会否决后，阿拉伯国家就会拿到联合国大会里表决，就可以以绝大多数票通过，美国等国家投反对票并不影响决议的通过。大会道义的力量显示出来了，但是它并不能约束以色列，也不能约束美国。

　　主持人：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两难的境地，就是一方面您要代表联合国的利益，特别是向秘书长负责需要做出某种决定时，而这个决定可能与中国的外交利益有所偏差？

　　陈健：应该说还没有碰到过。因为中国的根本利益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目标是一致的，这个大方向的一致决定了中国的利益和联合国不会有很大的冲突。另外联合国主要是对大国的，在关键问题上是尊重大国的利益的，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当然小的问题上是会有所不同。

　　我们所有联合国的国际职员，包括副秘书长就任的时候都以一定的方式宣誓，不再接受自己本国政府的指示，只按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做任何只有利于自己国家而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秘书长意志的事情。由于我们国家所处的地位，我们的意志和联合国宪章和秘书长并没有太多的冲突，但是在联合国和中国立场一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建议将一些事情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比如台湾问题，我在任那时候还是陈水扁时期，每年台湾都要鼓动它的所谓“建交国”到联合国提出所谓“台湾重返联合国问题”。联合国有明确立场，在1971年大会决议恢复我们代表权，这个问题应该是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了。联合国的立场是清楚的，但是联合国从程序上来说不能阻止任何国家提出议题，所以大会主席就面临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敏感点。从大会主席角度他也不希望把这个问题炒大，从台湾的所谓“建交国”来说他们是接受了台湾的资助和支持希望尽量把这个问题炒大。中国的立场很明显，当然不希望这个问题在大会上超过，所以从内心上来讲我们和大会主席的内心愿望还是一致的。我就利用我本人和我这个部门所处的地位——给大会主席出谋划策的同时，帮他安排会议的进程，尽量缩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小它的负面影响。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您的联合国外交生涯呢？在您的外交官的生涯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

　　陈健：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在我外交生涯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从我到外交部以后到离开外交部，现在是退休了，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工作都是和联合国有关的。在国内我是在外交部的国际司，出国四次在联合国工作，其中三次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次在联合国秘书处，加在一起我的外交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联合国打交道的。不属于这个范畴的只有三段时间：驻日大使三年；外交部发言人一年半；部长助理一年半。除了这六年以外，差不多我的40年的外交生涯大部分都是和联合国打交道的。

　　主持人：在您所接触的国家元首中，哪位国家领导人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陈健：我曾经说过联合国大会是各国领导人做秀的场所。在我五年当中看到有很多领导人上去有过精彩的表演，引起大家比较强烈的反映。有的是实质性的有的是程序性的。

　　比如那年是联合国首脑会议，因为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的首脑大部分都要来，而且他们的时间又很紧，所以我们安排他们发言的时间一共就只有两天，为了在两天里能够让这么多国家的元首都能讲话，给每个人只有5分钟的时间，为了控制这个时间我们就采取交通警灯的办法，主席台上放一个灯，开始讲话的时候是绿灯，快到五分钟的时候是黄灯，过了五分钟就是红灯。卡斯特罗上来的时候就用手绢把灯给盖住了，大家就笑了。像委内瑞拉的总统讲话滔滔不绝，没有讲话稿的，全部是慷慨激昂的讲话，那年他上台就是要抨击布什，人家讲话完了就要下去了，他讲完了上来和秘书长们握手。但中国领导人的风范也是引人注目的，比如邓小平同志出席特别联大，他在会上阐述了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示我们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明确声明中国永远不称霸，那次讲话受到了全场长时间的鼓掌。

　　主持人：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拉开，您认为此举会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经贸、政治等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健：我认为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机制在中美之间彰显我们的共同力，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中美两国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一个时代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对话抱以很大的期望，希望通过中美之间的协调能够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最终在全球达成协议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包括气侯变暖、处理金融危机等等。

　　主持人：您长期在美国工作，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呢？

　　陈健：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中美共同利益大于相互之间存在的分歧。这几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一点就是中美双方都比较强调共同利益，都比较重视共同利益，同时，又很注意关心到、照顾到对方主要关切的或者是核心利益。这是这几年中美关系能够顺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奥运会之前，世界上出现了一些破坏奥运会的声音，其中有些媒体希望布什带头不要到中国参加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布什始终坚持他的承诺，表示要带他的全家来参加我们的奥运会；他在悉尼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也明确讲了这是对中国人表示尊重的机会，这对今后中美发展有好处。他能顶住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坚持来参加中国奥运会的开幕式，以这个方式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尊重，说明他是摸准了中国的脉搏，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他表示了尊重和照顾的做法。

　　美国最主要的是关心他的霸权，也就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对国际事务的主导作用不要受到挑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也明确说了是在现成的国际体系里来实现自己的改革开放的，我们并无意挑战美国的地位。美国目前对中国这一点也还是放心的。由于中美双方能够注意到、尊重并且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利益，所以使得中美关系能够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

　　主持人：去年我在奥运村里见到过您，您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陈健：我是作为奥运村副村长，协助陈至立同志管外事这方面，外事接待、外事礼遇等等，我们主要做的工作是入村仪式和迎接各国元首来参观奥运村这两项工作。

　　从入村仪式来说按照奥运会的规定，每个国家的奥运代表团入驻奥运村都要举行一个入村仪式，有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大概举行了60多场这样的入村仪式。

　　主持人：您如何看2008北京奥运会的呢？奥运会是否提升了中国软实力？

　　陈健：北京奥运会，特别是奥运举行以后，西方媒体都发表了大量的评论。特别是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很多西方媒体就把这个作为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因为奥运会的举行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举行的。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两家媒体，一个是法国的《费加罗报》，一个是美国的《芝加哥时报》，都说8月8日这一天象征着中国的崛起。

　　这次奥运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三方面的因素造就的：一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使得我们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开放意识；二是政府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也受到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比如像奥运会的开幕式；三是为西方媒体普遍注意到的是中国人民群众的热情，他们把这届奥运会不是看成政府的事情而是看成全体中国人民的盛事。这三点给世界包括给西方媒体起到了震撼的作用。他们都认为这三个因素相结合，是这次奥运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在世界其他国家上是做不到的。

　　主持人：您长期在美国工作，您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言论是否经常出现有意歪曲呢？

　　陈健：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这是由几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缺乏了解；二是文化背景不同；三是价值观不同。这三方面要有比较根本的改变，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就拿这次奥运会来说，我曾经注意到西方媒体这次对奥运会的报道总体上来说是比较正面、比较客观的，但是在这个同时，我注意到他们用了三句话：一是说我们这次奥运会是，“中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给世界看”；第二个是“中国的这次奥运会没发生任何事件”；第三是“中国办成这样的奥运会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体制下才有可能”。这三句话你说它错在哪里呢？很难说它错，但是这个话的潜台词是否定的意思。反映出以上所谈到的三方面的差异。

　　从第一句话来说：中国人把自己好的一面拿出来给人家看，这方面反映出文化背景的差异，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客人来不管我家里条件多差都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不是贬义的，但是从他们报道的东西来看是带有贬义的，意思是说不真实的，这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二是在任何国家举办奥运会都会有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届奥运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认为这也是不真实的。

　　三是最根本的了，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他认为我们中国政府是用了集权所以能够办到，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社会，多种声音的就不可能做到。

　　在基本上正面报道奥运会的同时出现了这么三句话，我觉得这比较突出地体现了西方媒体在看中国的时候必然会有的问题：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这三方面要有根本的转变应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西方媒体是这样，您在去联合国工作之前曾担任驻日大使，中日关系既重要又敏感，请您谈一下对中日关系的理解？

　　陈健：中日关系大家普遍认为都是：经济上热、政治上冷、民间感情更冷一点。我做了三年驻日本大使，我体会中日之间今后关系的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两国国民感情要互相靠拢。这方面差距比较大，原因从中国方面是比较单一，中国老百姓就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人是一个什么态度，象征性的东西就是一个：靖国神社，只要靖国神社上不出大问题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不会有大的起伏。

　　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好感或者是没有好感我觉得也是由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第一个也是历史问题；第二个是中国的崛起；第三个是中国给日本带来的一些具体问题。

　　历史问题上出现的情况使中日两国的国民越走越远。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长记忆的民族，我们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而日本方面由于它采取淡化教育的方式，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教育中，对于二战这段历史是轻描淡写的，所以日本一般的国民都知道二战的时候日本是犯了错了，但是对于这个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这种时候中日两国之间一旦爆发历史问题的争端，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的情绪反而是下降了。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崛起。日本过去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来看中国这样一个发展的国家，出于历史上的负疚感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尽的责任，它对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这是日本从一种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了。但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中国马上就要取代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了，日本人民的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对中国既妒忌又害怕。

　　第三是日本是一个注意细节的民族，它的优势在于此。日本把世界各国的技术引进来，然后加以细化、优化。由于它对细节的重视，它能够生产出来最好的产品。但这也是它的缺点，任何一件小事，在日本都能够引起轩然大波。比如说毒饺子事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且双方都在做调查。但日本国民一直过不去，这次杨洁篪同志担任外交部长后第一次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的提问，除了毒饺子事件就没有别的了。这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国民心态上的差异。我们觉得日本人怎么没完没了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他是这种心态；而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

　　主持人：您是学英文的，在日本工作起来方便吗？

　　陈健：我去以前和在日本工作期间也稍微学了一点日文，主要是应酬性的话能够讲一讲，这样在和日本人接触中增加一点亲和力，但是要正式谈问题还是要通过翻译。

　　主持人：那您对日餐习惯吗？

　　陈健：刚去的时候有点不习惯，但是后来发现日餐有一个优势，用料精细、新鲜，而且清淡、营养健康。

　　主持人：目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刚刚解散众议院，8月举行新一轮大选，您认为日本政坛的变化对中日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健：日本政坛的变化对中日关系既会有影响又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任何一个人上台都要从自己国家的基本利益出发，日本国家的利益决定了中国和日本两国要发展必须营造互利的局面才能有双赢的局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必太担心谁上台、谁下台。但是从细节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更迭、领导人的上台或下台都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就是如何处理好使得过渡能够顺利进行，在过渡期间不要对两国之间带来大的波动。作为民主党来看从我过去的了解还是比较重视中日关系的，如果上台也不会对两国关系带来太大的冲击的。

　　主持人：日本是我国的邻国之一，在当前的新形势和背景下，您认为我国周边外交的政策立场应是怎样的？

　　陈健：中国现在的周边外交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周边外交光强调睦邻友好。现在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面向全世界的，应该首先就是面向我们周边国家。所以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以后，再来谈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应该说我们有条件了，而且有必要和我们周边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贸易、文化等各方面合作的关系，共同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和发展。

　　主持人：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刚刚结束，胡锦涛主席也在会上做了讲话。那在您来看，在新的时期，中国外交有什么新的走向？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陈健：在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外交面临一个新的，和过去相比完全不同的环境和一个根本不同的基础。从环境的角度来说，中国是全球化和多极化潮流的推动者，也是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一个国家。从中国自身开展外交工作来看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中国现在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我们已经融入到这个世界当中了，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容，一损俱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外交工作和过去历史上任何时期开展外交工作都不同。因为我们要和世界所有国家寻求共荣点，在促进中国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地区利益的发展。中国应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当中的积极参与者，作为国际关系逐步民主化的推动者，作为全球化、多极化趋势发展的推动者的角色来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双边的、单边的活动。

　　主持人：您认为当前中国外交最需要突出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陈健：从国际和国内上来说就是要需要让中国人民、欧洲人民、美国人民、澳大利亚人民等都认识到，多极化和全球化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都应该着眼于寻求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促进共同利益的发展，把共同利益这块蛋糕做大才是自己本国利益的最好出路，而不要狭隘的追求，特别是不要狭隘地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主持人：有网友问，退休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您是如何理解中国外交的？

　　陈健：这个问题带有哲学性啦。中国外交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总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这就是要让世界各国人民认识到，和中国发展全面的关系——经济关系、贸易关系、文化关系，是对他本国有利的，而不是相反。

　　我对中国外交的理解为“四个更有”：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

　　主持人：有网友问，陈健大使长期在美国和日本工作和生活，请您分别谈谈对美国和日本的印象以及在美洲和亚洲当大使的不同感受？

　　陈健：在美国和日本的感受应该说是很不相同的，因为美国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也很不相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应该说是一个最开放的国家，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美国生活应该说是很随意的；日本是一个单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很严谨的国家，是一个组织、纪律性很严明的国家，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日本生活的话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在任何地方给其他人带来不便。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很小。所以这两国的国民心态不同，对外来东西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到日本去或者到美国去自己如何自处也要照顾到这两个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主持人：在您丰富的外交生涯中，遇到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您是如何处理的？

　　陈健：最棘手的也就是最难忘的，因为它棘手所以难忘。在我外交生涯中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联合国打交道，但是我觉得最举挑战性的还是我做发言人的那一年半。

　　之所以具有挑战性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因素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总体态度决定的，因为西方媒体本身的报道特点和与中国价值观念上的不同，西方媒体对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发布会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点对抗性，他往往要想办法使你难堪，或者找一些问题让你难处理。

　　当然，第二个因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自己，中国文化的因素。我当发言人的时候中央各部门虽然已经有发言人制度了，但还没有真正发言，所以外交部发言人好像成了中国政府唯一的窗口了，和中国外交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会随时遇到，使得我们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每次都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把我们这样一些发言人放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好像像放在火上烤似的感觉。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在妇女大会期间。一方面因为妇女大会来了很多西方非常驻记者，妇女大会在中国开也有很多西方媒体想找出一些事儿来拿中国说事儿。有一次我开发布会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天到会的记者比平时至少多了一倍，摄像机也比平时多了一倍，都亮着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举起手来提问，并介绍是什么组织的，有一份多少人签名的，要求中国释放哪些哪些政治犯的请愿书，他说曾到民政部或者哪个部委去递交他们都拒绝，你作为发言人能不能接受这份请愿书。我一看所有记者的摄像灯都亮了，这种情况下我接受肯定是要犯错误的，而如果我不接受的话肯定就会让这些记者们去报道说中国。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发言人我这里是出口，不是进口”。我这么一说现场大家一笑。第二天我看西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这场会议的情况的，我心里的这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主持人：您和这些记者打交道时会很紧张吗？

　　陈健：其实个人之间我们还是很融洽的，我们也经常找一些机会互相沟通。我后来也发现这样的沟通对他们也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如果他把中国写得太好他们主编也有可能把他开了的。

　　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们事先是要有准备的，我们专门有一个发言人小组，对什么问题是最近比较热的，外国媒体会关注到哪些问题作准备，但是每次我们准备也就到他们的50-70%。另外即使我们准备好了他们问的角度也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准备的角度。发言人需要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把握，而且对这个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要有一个好的体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一定要照读你的政策和立场，或者你在宣读了你的政策和立场后你可以有所发挥，发挥的基础是你对这个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要有所把握。我觉得作为发言人回答问题的临场应变能力取决于你对政策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利益的把握程度。

　　主持人：在联合国秘书长、驻日大使以及新闻发言人这几项工作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陈健：好像选不出来，我是一个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的，分配给我哪一项工作，我就尽量看这项工作的积极面，尽量做好这项工作，并且从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或者从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每干一项工作我自己都能在某一方面得到回报，所以好像都挺喜欢的，但是喜欢的点不一样，因为这几项工作的确差别比较大。

　　主持人：有网友问，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陈健：中国国家的实力强了，影响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上升了，外交官自己讲话的分量、底气比过去更足了。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只要轻轻地讲一句话人家就会听，以前你要大声疾呼。现在我们外交和以前倒是正好相反了，我们不讲重话，基本上不骂人。那个时候我们外交是反帝、反修、反霸，实际上是骂人的啦，到了现在我们尽管是很轻的讲话，很柔和地处理问题，但是人家都特别关注。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世界上是在拿着放大镜来观察中国，拿扩音器来听中国的声音。所以这种时候我们的外交就不需要大声疾呼的方式来开展。可能更多地要采取“柔”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主持人：您谈到外交要“柔，”正好有网友提问中国外交是不是“软”？

　　陈健：我到好多大学去做报告后都被问到：“中国外交是不是软”？我对他们的回答就是：对中国外交软不软，要看中国外交是在什么环境下开展的。中国外交是在当前各国利益互相交锋的背景下开展的，我们不可能做任何貌似强硬最后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所以我曾经反过来问提问者：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我们能够惩罚对方，打痛对方又不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如果有我们没做那就是我们软了，如果没有你硬要我们做既损害自己又损害别人的事情，那这是愚蠢的建议。我曾经举过例子，就是日本要争取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中国人很多人提出要抵制日货，我说你看看在中国销售的日货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如果你要抵制日货首先受损害的还是中国公民。所以还是要对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所做的报告中讲的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和中国刚开始关起门发展的时候完全不同，和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斗争是需要的，但是要有分寸，特别是不要损害自己的利益。

　　主持人：网友问，您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做些什么？

　　陈健：业余时间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调整情绪我觉得主要是两点想法吧，一种就是信念，就是坚信我们维护的国家利益是正当的利益，是不损害别人的利益，最终能够被人家所理解的，尽管不一定被接受；二是要知道作为个人我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后什么结果那只能够等待时间来证明。主要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对待比较艰巨的工作：一是有信心，二是只要自己尽力了也就可以了。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健大使用他非常丰富的外交生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从不同角度了解了外交官的世界。非常感谢陈健大使，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我们下次再见。

　　陈健：谢谢。

　　（策划：周锡生主持：王妍 编辑：刘小军 终审：万宏）

　　 个人简历

　　陈健，联合国副秘书长，1942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

　　1959-1964年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

　　1964-1966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

　　1966-1971年外交部国际司

　　1972-1977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

　　1977-1980年外交部国际司

　　1980-1984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二秘、一秘

　　1984-198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董办特别助理

　　1985-1992年外交部国际司处长、参赞、副司长

　　1992-1994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4-1996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6-1998年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8-2001年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

　　2001- 2007 联合国副秘书长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