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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政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精英政治要有合理性，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奥巴马所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SoniaSotomayor的听证会，正在参议院展开。如果她最终成为大法官，那么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就有八位是常春藤的毕业生。而这八位大法官，仅来自三所法学院：哈佛、耶鲁、哥伦比亚。

　　回顾一下历史，就能看出最高法院不断精英化的趋势。美国最高法院共有过110名大法官，有一半是常春藤的本科或法学院毕业。其中18位是哈佛法学院出身，8位耶鲁法学院出身，6位哥伦比亚法学院出身。但是，有44位从来没有上过法学院。因为在早期，没有法学院的学位照样可以从事法律工作。但到了1950年以后，70%的大法官来自常春藤。直到现在常春藤几乎占领了所有位置。

　　要知道，美国是草根民主社会，讲究的是多元性、代表性。选总统也好，议员也好，选民们总希望选那些“我们中的一个”。你的背景太精英，经常会疏离选民。比如布什竞选总统时，尽可能不提自己在耶鲁读书的经历。像里根这种最人气的总统，就是来自不知名的小学校。但是，到了最高法院似乎就变了规矩。你的学校不硬，往往会成为被人攻击的靶子。比如，布什曾推荐自己的法律顾问HarrietE.Miers为大法官。她上的是SouthernMethodistUniversity的法学院。结果，连布什本党的保守派也不干，举出她上的“软”学校作为理由，认为她根本不具备必要的能力。最后布什只好抽回自己的提名。看这个架式，在21世纪要绕开常春藤当上大法官，还真要仰仗奇迹。

　　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是民选的，必须顾及民意。如果民意倾向于普通人，最高法院如何可能一色的精英？另外，代表性、多元性也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法则。对此，总统和国会怎么可以不考虑？

　　看来，对于最高法院越来越精英化的问题，需要另外寻求解释。这里恐怕有西方的法律传统和美国教育制度两方面的原因。西方现代的法律传统，大致起源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教冲突的加剧，依靠封建式的个人纽带已经难以解决治理问题。古典学术的发现，使非常复杂的罗马法成为统治的法宝。当时掌握这套学问的，主要是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者。世界最古老的大学Bologna大学，就是从法学起家。当时欧洲的皇帝、教皇、国王等等，对这里的学生都非常青睐，竞相招揽来填充自己的官僚体系。也就是说，法律从一开始起，就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技术，和现实社会、政治的脉络相对脱离而自成一体。作为司法专家，你的成功要取决于在这个体系中有多优异，而未必是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的脉络中赢得多种既得利益的认可。你越是这样超凡脱俗、专业化的程度越高，信誉也就越高。毕竟，法律本来就应该是超出现实的既得利益之上的一种仲裁理性。

　　另外，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二战后经过《退伍军人法案》的改革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也比较好地解决了代表性、多元性的问题。《退伍军人法案》使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进大学的“大老粗”拖家带口地到常春藤读书。奖学金的不断增多，又使许多平民子弟接受了精英教育。种族平权的“积极行动”，给了少数族裔相当的照顾，使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这样，许多平民甚至贫民子弟通过教育系统进入精英阶层。现在的精英阶层本身已经多元化了。能力超群的人，不管是什么背景，大多会被常春藤所网罗进去。所以，常春藤的牌子代表的不是身份，而是你的优异。SoniaSotomayor本人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她出身波多黎各家庭，从小住在廉租房中，属于社会的底层。但是，一上大学就进了普林斯顿这种最为“贵族”的学校，日后平步青云。很少有人说她是代表精英阶层，更难有人否认她对弱势有着天生的、本能的同情。如今许多反对她的保守派，攻击的不是她的精英意识，而是她对弱势的同情太多，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其实，这种“名校专制”并不仅仅限于最高法院，在政治中也如此。里根固然是毕业于地方小大学的草根总统，但他是在战前接受的教育。那时没有《退伍军人法案》、奖学金很少，他这个背景进常春藤是不可能的。战后常春藤一旦通过奖学金制度以“野无遗贤”的精神收揽人才，绕开常春藤攀上政治的登峰的机会就少得多了。看看战后接受大学教育的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以及差点成为总统的希拉里，除了布什外都是普通家庭甚至弱势家庭出身，但大家不是哈佛就是耶鲁。

　　看来，精英政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精英政治要有合理性，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让那些最底层的人在早年就能进入精英集团。(文/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