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中的

　　郑若玲

　　2009年的高招工作即将结束，但围绕着高招公平问题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高考的地域录取公平问题尤其成为报章和网络媒体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几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会有代表提出京、津、沪等地和中西部高考大省学生之间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问题。在2002年北京市高考实行单独命题前，人们常用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这一表征来争论这一问题，即：不同省市间分数线的失衡，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均衡。但北京市高考实行单独命题后，不同省市之间的分数线因不具可比性而失去了表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省市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公问题得到了解决。

　　造成分数线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民众通常将之追究为表象上的分省录取办法。关于分数线及录取办法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同一份考卷用不同的分数线录取，是中国教育“最刺眼的不公”，实行统一高考，也应在全国按统一分数线录取；另一种认为分省录取办法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事实上，如何录取是存在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两难选择。考试公平追求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的公平，而区域公平更倾向于在基本遵循考试规则的前提下充分顾及各区域本身的特殊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历史原因造成了地区之间社会发展(包括经济、教育、文化等)的极度不平衡。笔者认为，国家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兼顾区域公平，实行分省录取并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人们对统一高考下相差悬殊的录取分数线心生不平是可以理解的。论理而言，北京等大城市经济发达，生活水平和教育条件均高于中西部落后省份，将录取分数线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无可厚非。而现在的问题是，分数线在向边远落后地区一定程度倾斜的同时，却更严重地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倾斜。这显然既有悖于考试公平原则，也背离了旨在维护区域公平的分省录取制度之初衷。因此，提出按分数在全国打通录取的办法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按分数在全国打通录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反而可能带来一些新问题：如京、津、沪等大城市的高校生源单一化、城市就业压力加大，一些落后的边远省份被高考录取所“遗漏”，从而造成地区间社会发展更大的不平衡以及“高考移民”加剧的混乱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古代科举和现代高校招生史上都有过历史借鉴。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从宋代开始就长期存在“凭才取人”(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和“分区取人”(按地区均衡举额取中)之争，并最终在清康熙年间形成分省定额取中制度。这与今天高考面临的各省市间录取分数线不平衡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科举演变史表明，调和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千古难题”。二者的矛盾互动，是一个从重视考试公平向重视区域公平发展的渐进过程。现代高考作为一种受制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的教育考试制度，其录取制度的改革既不能只追求“考试公平”，也不能完全倒向“区域公平”。绝对的公平永远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地区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仍会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平衡状态，高考实行分省录取仍有其必要性。虽然这一录取办法所带来的入学机会不均确实难平高考大省考生及家长之愤，但客观地看，高等教育机会主要由各省高等教育资源及其背后的高等教育布局所决定，而高等教育布局受制于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等多种因素。因此，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域不均，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调整过程。

　　短期来看，可以通过教育部的政策导向，逐步调整北大、清华等部属院校在各地的招生名额到合理的程度，尤其是向中西部人口和高考大省倾斜。事实上，自2008年教育部“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的规定出台后，不少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比例已明显下调，“去地方化”渐成趋势，从而给外省考生更多的录取机会。从长远来看，一定要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布局来根治和矫正失衡的高等教育机会，大力发展和扶持中西部的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逐步使省域间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等都均衡发展。统一全国分数线只是一个“头痛医头”的方案，并不能从根本上矫正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衡，而且会给教育落后地区带来新的机会不均，进而阻碍区域均衡发展格局的进程。而区域均衡发展对于偌大如中国这样一个国度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