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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生村官的“出口”问题上，政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专家给出的办法是“买断”——这样不仅解决了出口问题，还让真正热爱农村的人扎根农村

　　本刊记者/韩永

　　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正随着合同的纷纷到期，日益感受到现实与当初承诺之间的巨大落差。

　　与沈阳市所辖新民市的这批村官一样，入职之初，各地的村官几乎都得到过让他们心花怒放的承诺。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巨大可能性。虽然有关的文件多写明“择优录取”，但基层官员往往对其作出扩张性解释，使村官们下意识地产生这样的错觉：一旦合同到期，进入这样的单位会变得非常容易。

　　当烟雾散尽，承诺落空，自认青春被消耗的部分村官开始蠢蠢欲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村官政策前后巨大落差的背后，有大学生的轻信，但最主要的，是部分官员在利益支配下的短期行为。其表现有二：一是在村官招录时卖力吆喝，并下意识地夸大其词；二是在村官的出口建设上意兴阑珊，甚至不负责任。

　　针对第一点，河南省商丘市一位乡党委副书记私下里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政府说这一制度的好，并不是要有意欺瞒谁，而是要确保这一制度顺利实施。“既然已经为毕业生和农村找到了这个出路，就应该好好发展它吧？”但他同时承认，在村官制度实施后，其普及率已经逐渐成为考核官员的指标之一。

　　周孝正把官员肆意渲染村官制度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短期的牟利行为，其逻辑与上述衡量官员的指标不谋而合。他说，这种短期行为产生的背景有两个，一是中国官员的任期较短，因而功利心较强；二是中国现有的官员考评机制，对官员所制定政策的可持续性关注较少，其在官员的升迁中所起的作用，远逊于解决眼下的具体问题。

　　上述乡党委副书记认同周孝正关于解决眼下问题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之间的关系，“在村官问题上，我们也都没有考虑得很长远。”

　　他承认，在向大学生解释这一制度时，会有意识地增加其合同期满后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可能性，“也不会说得很绝对，但大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会说事业单位的指标相对多一些，也说一些在公务员考试中的加分因素。

　　“解释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大家对这一制度充满信心。”他说，这种解释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瞒村官，“事实上，这一制度以后怎么发展，我们也心中没数。但上级要求我们尽量往好处说。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有一个好的环境，来不断改善这一制度。”

　　但周孝正认为，这种做法对政府信用的伤害很深，其潜藏的风险不可估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北京郊区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显示，在合同期满时工作仍没有着落的村官中，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情绪。

　　前述乡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他们之前对村官的承诺，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一定会实现。“关键是看现实如何变化，如果确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也没有理由不给他们。”

　　但广西来宾市兴宾区的事例证明，有时候确实存在给村官的岗位被其他人占据的可能。《新京报》的调查显示，该区1999年招进的200多位村官的编制没有解决，而100多位各级领导的家属或亲属却在此间“转正”，其中大多数都是文化程度较低者。有人据此怀疑，村官编制一事，正在成为一些官员为自己或其他人谋利的机会。

　　这位乡党委副书记说，现在很多人盯着政府为村官提供的入编机会，“似乎承诺的兑现，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入编了。”这种依赖心理，正在让一些人失去自寻出路的机会。

　　但北京某位村官的经历表明，政府除了兑现承诺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在今年3月份之前，北京的村官都被明示或者暗示，如果愿意留在所在村，只要所在村村领导同意，就没有问题。但今年3月初，人事部门突然召集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村官，宣布留任村里的村官名额，不能超过总数的20%。“此时距离合同到期还有不到4个月时间，很多的机会都给耽误了。”北京平谷区马坊镇的一位村官向记者表示。

　　前述乡党委副书记透露，原本村官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出口”，很多部门对此明显准备不足。北京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竟然在报名的条件上连变几次，也印证了这种仓促。

　　教育学者、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在村官“出口”问题上，政府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买断。为村官们买断一些岗位。比如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他说，这样不仅解决了出口问题，还让真正热爱农村的人扎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