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读者报-影响力周刊

　　北京的城门，今天仅存“一对半”，“一对”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是德胜门箭楼；角楼只留下内城东南角的箭楼；而城墙，只剩下不足400米

　　北京 那些消逝的老城墙

　　□ 米艾尼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

　　80多岁的北京市民张先得，至今仍念念不忘小时候随父亲出城采蘑菇的情景：他从高大的城楼下穿过，仰视着已满是锈迹的铁皮城门，孩子们每日在城墙上玩闹，一棵棵碗口粗的酸枣树从墙缝里钻出来，雨燕在城楼里欢飞，城楼顶上长满荒草。

　　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经成为遥远记忆中淡漠的景色。

　　特殊的“告别”

　　1957年的夏天，张先得经历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画夹，每日穿梭于北京酷热的街道之间。坐在东便门外的土坡上，注视着50多米外的东便门角楼，张先得用手里的画笔仔细地描摹着它们的样子。

　　那些凝聚着他年少记忆的城墙和城楼，不再是熟悉的样貌。角楼的半壁已被推倒，窗棂悬在断壁残垣的城墙上，旁边还腾起阵阵浓烟。

　　那是拆墙的工人在烧火做饭。

　　张先得根本没想到，这些习作成了北京城墙并不完整的“遗照”……写生还没画完，城墙已经拆光了。

　　那个夏天，第一次看到城墙古老的砖瓦砸碎在地上的时候，张先得的心情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平静中带有一丝惋惜：终于还是拆了。

　　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和张先得年纪相仿的孔庆普，卖力地指挥着拆除城墙的工人们。

　　这个高瘦的小伙子，当时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下面任综合技术工程队大队长。那几年他最主要的工作有两个：先是修城楼，后是拆城楼。

　　1950年，在北大读了两年建筑专业的孔庆普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在一所中专读了两年书，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北京市建设局。

　　孔庆普领到的第一个工作是：调查城门。据说，这是人民代表的提议。走路，或者坐着有轨电车，他把城楼、箭楼、城墙角楼都查了个遍。

　　在当年的调查报告里，他写道，北京的城楼，损坏比较严重的是东直门、西便门还有安定门。他把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里又报给中央。他回忆说，当时周总理批了，给北京市拨款修缮城门城楼。

　　于是，孔庆普就带着建设局原有的100多个工匠，又从私人营造社里招募了300多人，开始修城楼。1951年，一共修了六座城楼：东直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和箭楼，阜成门城楼，东便门的城楼和箭楼。

　　到1952年，中央的修缮专款里还有余钱，他们就报了“1952年修缮计划”，结果没批，“说不让再修了”。

　　这之后，风向陡转。那一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这个问题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太多、城门太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拆墙行动” 十余年

　　原本，城墙和城楼都是由孔庆普他们这个专业队伍来拆的，从龙潭湖往南200米长的那段城墙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6年，东城区房管局给北京市政府打了一个报告，申请用一些城墙砖盖房子。市政府就让建设局给他们“选地方”。最后确定了龙潭湖向南200米长的城墙，由东城区房管局负责拆除。

　　到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上都拆完了。孔庆普说，真正将内城也全部拆完，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

　　1966年，中央计划在北京修环城地铁，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利用内城城墙的地基来修，孔庆普他们马上接到了规划任务书，当时的计划是，除了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外，内城的城楼和城墙全拆掉。周恩来又特别指示，正阳门和古观象台不能拆。

　　但是，还没动工，“文革”就开始了。建设局的领导基本都成了“当权派”，孔庆普成了“臭老九”。结果西直门和安定门后来被红卫兵们三两下给拆了，内城的城墙也被老百姓基本拆完。

　　崇文门后面那段现在已经成为“遗址公园”的断墙，东半截正好挨着北京火车站，铁路部门的家属宿舍，都是倚着这面墙盖的；西边的一截，当时是建设局材料库、电业局路灯队的办公室。地铁在北京站拐了弯，这段城墙不碍事，加上依墙而建的那些房子做了“掩护”，这段墙留了下来，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房子后面。

　　到了1996年，当那些依墙而建的房子终于被推倒，这段城墙露了出来。

　　很多过去居住在城墙边上的老居民，把家里收存的旧城砖献出来，用做“城墙遗址公园”的修缮，总共有40多万块。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见证，而且亲身参与了当年绵延十多年的“拆除城墙行动”。

　　一位捐赠者说：“就像是小时候不懂事，轻易撕毁了一张价值连城的‘龙票’，时间越长，越让人觉得懊恼。”

　　今天路过那段老城墙，你会看到，有人在草坪上休息，恋人在城墙脚下私语，成群的学生，围坐在城墙的影子里，唱着流行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