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农民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齐保东已经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年夏收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前楼大队的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当时身为前楼大队会计的齐保东说。

　　“单干”意味着“分田”。按照人头平均，贾清杰一家7口，共分到了9亩多地。

　　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

　　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当年贾清杰家的9亩小麦产粮3000多斤，除去上缴给国家的900多斤外，还存留2000多斤，一家人吃饭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贾清杰说，除了上缴的粮食和留足的口粮外，剩余的粮食可以卖给粮管所，用换来的钱购买生活用品和化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土地政策的转变，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刷了40多年标语的齐保东认为，在他几十年刷写的所有墙头标语中，普及面最广、保留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当数计划生育类的标语。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很快这句标语就上了墙。

　　齐保东至今仍记得，当年他在灌涨镇杨岗村刷这个标语时，一名中年妇女拉住他问：“我说同志，只生一个好，好在哪里呢？”当时他不知如何作答。

　　墙头的计生标语就像晴雨表，反映着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

　　按照农村人“养儿防老”的观念，当时已经有4个女儿的贾清杰一直想要个男孩儿。1982年秋，老贾终于盼来了儿子。

　　而后不久，乡里就号召男人去结扎，老贾是村里第一个报名的。“第一批就10个人，去结扎那天，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乡里开着汽车把我接到县医院，结扎完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家门口，回家后村里的干部还上门慰问，光荣着呢！”

　　据老贾回忆，之后不到半年，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就严起来了。一些看起来很吓人的标语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墙上。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一胎保，二胎堵，三胎抓。”……

　　一些没有得到儿子的人家就开始偷生、跑生。而后，更为严厉的标语被涂上了墙。

　　“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给绳、喝药给瓶、死了就埋。”

　　和计划生育标语几乎同一时间段出现在墙上的，还有“严打”标语。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严打”拉开序幕。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与这一政策直接相呼应，内乡县几乎村村墙上都涂上了“从重从快打击偷盗抢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墙头标语。

　　“在村里偷狗偷羊的人都被拉到县里的审判大会上公开批捕了，严是严了点，但农村的社会治安和风气的确变好了很多。”齐保东说。

　　“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之后，便是中央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出台。

　　2004年，河南省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豫政［2004］17号）。方案规定，2004年在全省范围内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助政策。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国家停止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俗称“公粮”。

　　“农民种地、政府贴钱”的标语口号不仅刷上了墙，还深入人心。但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用“不用交公粮了还发钱”来理解这一政策。

　　内乡县乍曲乡的黄超军家有7亩地，仅靠上了年纪的父母打理，每年仅种地一项就能有过万元收入。黄超军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下来的收入也有两万多元。

　　内乡县灌涨镇地处伏牛山南麓，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种植烟叶。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灌涨镇的烟叶种植面积不到200亩。

　　而如今，据灌涨镇政府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该镇烟叶种植面积已达到了7000多亩。

　　在目前身为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的齐保东看来，标语宣传的到位是动员农民放弃小麦等传统农作物转而种植烟草的关键。

　　“种好烟叶，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发家致富。”

　　“多种烟叶可以提高经济收入。”

　　上述标语都出自齐保东之手，在灌涨镇主要的烟叶种植区杨岗村、前楼村，随处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

　　伴随烟叶种植面积增长的，是烟农收入的增长。灌涨镇人大主席王秀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植小麦，按照好年景和好价格，每亩收入1000元，种植烟叶，烟农每亩收入可达3000至4000元。

　　由于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当地的烟草公司免费为烟农耕地、打井，还就近修建了多处烘烤烟叶的厂房，免费为烟农烤烟。烟叶种植已成为内乡县的特色产业。

　　同为内乡县特色产业的，还有规模化养殖。去年被请进中南海与总理对话的“大学生猪倌”秦英林，就是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人。

　　1985年，秦英林考进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89年毕业，被分配到南阳市一家食品公司工作。1990年，他“过起了许多农村娃梦寐以求的城里人生活”。1992年秋,秦英林与妻子一起回到家乡河西村，开始了“猪倌”生涯。1993年6月，他从郑州和南阳买来22头良种猪，如今规模已扩大到年出栏种猪10万头、瘦肉型商品猪50万头。

　　尝到规模化养殖甜头的，不只秦英林一个人。在内乡县，规模养猪已成为风气。“发展规模养殖、增加经济收入”的标语随处可见。

　　内乡县余关乡的朱国俊，1996年用手头仅有的1000多元买了20头仔猪开始搞家庭养猪。在乡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乡信用社的信贷支持下，朱国俊把岳沟水库边一个废弃的养羊场改造成一个标准的中等规模养猪场，还承包了水库，走上了生态养猪之路，形成了猪肥、鱼肥、农田肥的良性循环。现在，他的养猪规模已扩大到良种母猪100多头、存栏育肥猪500多头，年出栏生猪1500多头。

　　2008年，仅马山口镇就新建了16个规模养猪场，增加出栏生猪21万头。内乡县也被国家确定为生猪调出大县，2008年出栏生猪120万头，其中规模养殖比例达到90％。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当地村民的政治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如今，在内乡县乡镇里随处走一走，见到最多的一条墙头标语，就是“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齐保东扳着手指，详细给记者介绍了“4＋2”工作法的内涵。“4”是指“四议”，即：村里的事情要经过村党支部会提议、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2”是指“两公开”，即：决议向村民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每次我下村刷这条标语时，都有村民对我说，‘如果能真正实施，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让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搞家长制，村里的大事小事由村民说了算，哪个不拥护呢？”齐保东说。

　　本报河南内乡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