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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审不能让学生自证“清白”

　　王钢懿

　　在今年高考的“政审门”下，我们看到两名河北同龄女生经历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安排：冯艳在最后关头挤过政审关，而扈佳佳却被当地公安部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拒之政审门外、最终无缘军校。在这样的大悲大喜之后，高考政审制度本身也到了需要用现代眼光予以严格审核的时候。

　　首先，看其合理性。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从事军人和警察职业都需要一定条件的审核，但在现代法治社会，这类审核的重点只能是申请人本人，其家庭背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次要因素。而在扈佳佳一案中我们看到，仅仅由于其父母受过治安拘留，就将一个尚未踏入社会的学生拒于军校之外，其合理性显然值得怀疑。

　　与此同时，高考政审由于其政策制定的粗糙和执法的随意，也为其埋下了合法性危机的种子。

　　其一，作为一个影响公民享受教育权的规定，究竟哪个级别的立法机关有权立法？教育部、各院校还是军队、警察部门？这恐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法的立法主体，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对于高教招生活动进行审查。基于高等教育法第九条明确宣告的“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该理解为公民平等享有入学权的法律基础。任何对于这项权利的实质性限制规定，都至少应由同一授权或者确权立法主体予以制定和审查监督。遗憾的是，高考政审缺乏这一合法性基础。

　　其二，政审的操作方式存在“有罪推定”的痕迹。一般的资格审核与背景调查，现代通行的办法是，先由申请人本着“全面、客观、真实”原则主动报告；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申请人的报告应当得到优先尊重和信任。不过，为了查核，同时也需要由申请人书面授权接受申请的单位向有关方面了解信息、核实甄别。也就是说，主张申请人不合格的举证责任在于接受申请的一方。而当前的高考政审，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申请人不仅仅要主动证明自己符合要求，没有不合格的事项，甚至还要亲自到派出所取得一份品格证明。可见，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到申请人一方的操作方式，政审就变质为对于一切申请人的“政治品德质疑”的“有罪推定”制度。更为无奈的是，当一个人的政治清白取决于第三方的书面凭据方可澄清的同时，这个人一生的命运也就操之于他人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