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西班牙北部Burgos一处警察营房遭汽车炸弹袭击

警方抓获和通缉数名Eta嫌犯，其中几名是女性

    来源：云南信息报

    四十年来，西班牙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埃塔谋杀800多人。最新证据显示，在警方打击之下，埃塔正发生深刻变化，新势力中增长最快的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性，包括学生、护士、幼儿园老师，这些美艳杀手不仅在腥风血雨中打头阵，还走上了埃塔领导层，成为分离主义政客手中的利器。

　　他们大概有50人，整齐地排成两行，在毕尔巴鄂Albia公园广场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缓慢地行进。

　　照片中人是抗议者们的儿子、女儿、丈夫、妻子或兄弟姐妹，现被囚于狱中。那些年代较久、画面粗糙的黑白照多是男性，一些人留着当年的发型和胡子；较新的照片上则多是些年轻的面孔，包括许多女性。埃塔组织有750多人因犯下恐怖罪行被囚，他们就是其中一部分。他们还有一些“战友”，仍然保持着自由之身，继续在西班牙与法国相邻的地方从事欧洲最后的分离主义血腥斗争。

　　就在这天早上，埃塔组织又杀害了一个人，警方一名高级反恐官员、巡视员埃杜阿多·普埃尔斯(Eduardo Puelles)在毕尔巴鄂郊区遭遇炸弹袭击，他的汽车变成一个火球，把他活活烧死在里面。住在附近的人们都听到了他的惨叫，知道他死得缓慢而痛苦——“救我出去！救我出去！”他不停喊叫。警方相信这次谋杀的策划者是一名女性，Iratxe Sorzabal或者Izaskun Lesaka，有证据显示她们在埃塔日益削弱的军事领导层中占据着高级职位。

　　Albia公园广场距毕尔巴鄂市极其现代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只有几个街区，然而在这里，时间似乎停滞了。巴斯克地区的民族冲突始于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现在那个专制政权早已消失多时，而这场冲突还在继续残害生命。当抗议者们绕着广场游行，抗议他们的子女被囚禁在远离家乡的监狱中时，普埃尔斯烧焦的尸体就躺在100码外的太平间里，人们把他从炸得一片狼藉的停车场里抬了出来。生于巴斯克的普埃尔斯和妻子、两个儿子就住在停车场旁的红砖公寓楼里。受害者与正在抗议的凶手亲属距离如此之近，这提醒人们巴斯克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大约220万人住在巴斯克三个省内，构成了这个自治地区的主体。“这只是世界一个小小的角落，我们彼此相识，”普埃尔斯的兄弟乔苏说，他也是一名警察。事实上，人们在议论埃塔如何能成功谋杀普埃尔斯这样一位高级警官时，都迅速把矛头指向了他的邻居。“他一向穿得很朴素，但他们显然知道他的身份，”玛丽娅·瓦伦丁说，她打着一把伞，从附近一幢公寓楼里走出来，外面正下着著名的巴斯克毛毛雨，那是附近比斯开湾的水汽带来的。穿着白色法医服的警察正在普埃尔斯的雷诺梅甘娜汽车残骸里搜索有价值的东西，对玛丽娅来说，这一幕并不新鲜。过去二十年来，埃塔的谋杀活动呈加剧趋势，但是这种工薪阶层聚居区仍是该组织最喜欢的狩猎场。“几年前住这条街上的另一名警察也被杀了，也是他们干的，”玛丽娅说：“这样什么也解决不了，为什么就不能谈谈呢？”

　　在大部分西班牙人看来，埃塔成员是冷漠嗜血的恐怖狂徒。普埃尔斯死后第二天，人们出于反感，发动了25000人的抗议游行。“他们杀了我的丈夫，但什么也不会得到。他们不保护任何人的自由，事实上他们正在破坏自由，”普埃尔斯的遗孀帕琪对人群说，“这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杀戮，杀戮，杀戮。”

　　然而，对那些手持照片在Albia公园广场游行的人来说，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不是杀人犯，而是“政治犯”或“爱国者”。69岁的吉莫·乌里扎尔举着27岁的女儿阿玛尼娅的照片，他有个儿子也在狱中。埃塔的致命运动从41年前开始，22年来，吉莫每周都来这里示威，表达他的坚定。“我儿子是埃塔突击队的一员，但他从未杀过任何人，”他说：“我女儿什么也没做，却被判了5年刑。现在埃塔组织里女孩人数增长很快。”而警方却表示，阿玛尼娅是埃塔前军事头目Garikoitz Aspiazu的女朋友，她曾帮助埃塔招募新成员。

　　埃塔的支持者一般言词谨慎，因为公开支持恐怖分子是可以判刑的。但在西班牙选举中，与埃塔主张类似的分离主义政治派别总能吸引到10万或更多选票，这表明埃塔有一小股极其顽固的支持者。谈得多了，他们也会放松警惕。“为何我们要搞谋杀？是他们逼得我们这么做，”曼纽尔如是说。他的侄子Irantzu astegui是埃塔成员，最近参与了针对一位年轻的巴斯克市镇议员Miguel Angel Blanco的绑架和谋杀。“谁说人类不能使用暴力？”曼纽尔说：“不要以为我们是为杀人而杀人，或者纯粹为了找乐，很享受杀人。埃塔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才这么做的。”

　　普埃尔斯遇害几周后，埃塔成员Asier Borrero被捕。在留给父亲的信中，他阐述了离家加入埃塔的理由。“我知道作为儿子，离开您是一种背叛，”他写道：“但这样更好，因为我不会停止为人民战斗。”

　　今天埃塔基本上是以西班牙和法国边境为基地。法国南部几个警察局的墙上，挂着埃塔6名成员的头像。“这些人十分危险，武装良好，”通缉令上警告道。6人中有4人是男性，自通缉令15个月前贴出后均已落网，2名女性仍然逍遥法外：Iratxe Sorzabal和Izaskun Lesaka，警方相信她们在埃塔领导层负责策划第一线暗杀行动，虽然还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表明这两位女性到底在埃塔中扮演什么角色。“埃塔结构复杂，我们不知道具体是由谁来指挥，”巴斯克警方承认。

　　然而，通缉令上显示的埃塔领导层性别组成是一个信号，表明这个源于天主教保守派的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埃塔一直具有鲜明的天主教烙印，”巴斯克地区大学教授Jesus Casquete说：“你不能将它比作意大利的红色旅或者德国的红色支队，女性在这两个组织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变化正在发生。埃杜阿多·普埃尔斯遇害后两周内，警方对埃塔发动了四次袭击，逮捕了10名嫌疑人，其中5名是女性，包括3名突击队成员，她们落网时身上有75公斤炸药，其中Itziar Plaza据说是一名高级军事头目。她们招认，最近埃塔招募到的新成员有女学生、女记者、护士，甚至是幼儿园老师。

　　我在Albia公园广场附近一个自助餐厅见到了Oihana Lizaso，6年前警方在她的家乡Usurbil一个购物中心将她和男友Jokin Errazti一起逮捕。警方搜查他们的车库时，发现了25公斤炸药，很多雷管，一枚手榴弹，一把007风格的Walther PPK手枪，一把Mat冲锋枪。Oihana因与埃塔合作的罪名蹲了5年牢，她男朋友被判17年。Oihana的西班牙语不是十分流利，她习惯用巴斯克语思考。她说，现在女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为追随男友加入埃塔，“这是个人决定。”我问她是否认为埃塔很女性主义，她大笑起来。“到处都有大男子主义，但巴斯克地区也有女权运动。”

　　埃塔过去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出于对独裁者佛朗哥的愤怒，许多工人、中产马克思主义者和说巴斯克语的农民走到一起，创建了这个组织，把他们的女人留在家里。多年中，埃塔女性的公众形象就是吃苦耐劳，在男性激进分子的坟墓边哭泣的母亲形象。“她们被视为守护人，”Jesus Casquete说。埃塔的始创者们希望“安静的女性献身于文化和人道主义工作，暴力的男人们等待命令”，但慢慢地，开始有少数人打破了这种模式。

　　Iratxe Sorzabal和Izaskun Lesaka就是其中之一，她们的经历表明埃塔的女人们可以走多远。现年37岁的Sorzabal过去是名教师，跟埃塔有十几年的联系。1997年她与两名全副武装的埃塔组织男性成员出现在法国布里多尼一名分离主义者的农庄，被法国警方逮捕，坐监两年。“亲爱的巴斯克地区，”她在1999年5月致一份分离主义报纸的信中深情款款地写道：“我们被迫离乡背井、逃离恐怖已经很多年了，虽然必须眼含热泪离开，但是我们并没有抛弃你。”她形容自己像一头落网的野兽，但补充说，“即便如此，他们也不能让我们闭嘴，或者夺去我们的尊严，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追求。”

　　Sorzabal在狱中进行了一个月的绝食，抗议服刑结束后自己将被引渡到西班牙。结果抗议无效，1999年11月她被送出国境。然而，她没有被捕，反而成了边境小镇Irun一名巴斯克语老师，后来更担任一个囚犯活动组织的发言人。2001年国民警卫队反恐警察在海滨城市San Sebastian将她逮捕，但法官认为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她是埃塔成员，宣布将她无罪释放。

　　时隔不久，Sorzabal又逃到了法国。虽然很多同伴先后被捕，她却奇迹般地多次逃脱。2月份，她和埃塔当时的军事行动头目Iurgi Mendinueta法国南部某村庄偷了一辆汽车逃亡，警方在附近找到他们挖的一个洞，发现里面藏着一部手提电脑。电脑里有张照片，是Sorzabal和一个孩子的合影。那孩子是她的吗？要知道，埃塔组织里有不少女性曾经隐姓埋名在法国小镇抚养孩子。

　　不可避免地，坐牢及与警方打交道的经历让Sorzabal变得强硬。反恐专家将她列为埃塔的鹰派，即认为要想建立梦想中的“巴斯克国”(计划由四个西班牙省份和法国南部部分地区组成，但即使是对巴斯克的历史进行最乐观的诠释，也会发现这部分地区五个世纪以来从未独立过)，就必须持续搞谋杀。她现在是接任Mendinueta、重建埃塔指挥中心的最佳候选人之一，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有一天会知道究竟是不是她下令暗杀了埃杜阿多·普埃尔斯。

　　34岁的Izaskun Lesaka在埃塔内部的地位可能更高。她7年前逃离西班牙，当时警方正集中力量，搜捕支持埃塔的青年暴力团伙的成员。她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埃塔的后备力量，新兵大本营，”一名警官说。当法院下达逮捕令后，Lesaka消失了。后来法国一个法庭缺席判她有罪，罪名是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关于她最近动向的消息很少。一些报道声称她负责起草埃塔组织的公告，也是埃塔的政治领导人之一，直接对突击队下达命令。

　　只有少数女性可以跻身这么高的位置，积极地加入到爆炸和谋杀活动中为她们扫清了上升之路。“通往领导层的必经之路就是积极地投入到突击活动中去，”曾经和很多前埃塔女性成员对过话的加拿大历史学家Carrie Hamilton说：“自然而然地，到了某些时候，一些人将成为指挥者。”

　　数据和传闻都表明形势的确在迅速发生变化。2002年，埃塔囚犯中只有12%是女性，2009年已经上升到将近25%。警方发现，最近埃塔招募的新成员中近一半是女性。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惊奇。“你们应该记得，2006年埃塔呼吁停火时，宣读公报的是一名女子，”代表埃塔囚犯家庭的组织Etxerat的成员Zarrabeitia说，“1999年停火时，他们派出的谈判代表中，也有一位女性Belen González Pe alba。”事实上，从一开始，女性就出现于埃塔的舞台上，虽然基本上扮演的都是幕后角色。她们在人群中跟踪政界人物或警方官员，通常端庄地坐在教堂的后排，而第一线的任务——比如放置炸弹、对人开枪——主要是男人的活儿。

　　加入埃塔突击队的第一批女性很快意识到，她们的性别是个障碍。一位匿名埃塔女杀手回忆说，她和一名女友首次带枪出去执行暗杀任务时，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感觉：“我们说，好吧，看我们明天的表现，他们就会决定接不接受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女人。当你是女人时，就要花更多功夫和时间证明自己。”人类学者Miren Alcedo说，事实上，埃塔早期的女杀手往往以“比男人更加嗜血”而闻名。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Idoia López，人称“母虎”。警方、记者和一些悔过的埃塔成员都将这个绿眼睛的迷人女子描绘为“食人恶魔”。传说她会到各家迪斯科舞厅乱逛，诱惑年轻的警官们，与他们发生一夜情，然后几天后平静地将其中一些人送上西天。在警方的描述中，她会一边骑在情人身上一边想：“我要用子弹把这家伙的嘴巴打穿。”毫无疑问，她热爱夜生活，而且美貌非凡，一次交通事故时她轻而易举地把前来处理的交通警察弄到了手。她的伙伴们十分讨厌她的无组织无纪律，经常因为她一夜无归或者迟归手忙脚乱地进行安全转移。在马德里实施一次袭击时，按照安排，另一位突击队员负责对着一辆装满士兵的汽车开火，而她负责掩护，但她坚持要自己动手，结果把事情搞砸了。她落网后被控23项谋杀罪名，如今正在狱中服着30年的漫漫刑期。“她经常抱怨说女人要比男人多杀一倍的人才能证明自己，”一名前埃塔成员说。

　　然而，过去十年来，一股肯定女杀手的新潮流悄然出现。第一个象征人物就是Olaia Castresana，一名来自San Sebastian的22岁幼儿教师。Castresana平时照顾着六岁以下的孩子，周末和假期则为埃塔执行爆炸和谋杀任务。2001年7月，在西班牙东部胜地Torrevieja，一枚炸弹在她手中爆炸，强大的杀伤力令建筑碎块和人体残骸塞满了附近的游泳池。在那之前几周，她还炸死了一名警察。Castresana成为一名女“烈士”，Arnaldo Otegi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参加了她的葬礼，对她大加赞扬。“埃塔永远不会被警方打败，”普埃尔斯遇害前一天，Arnaldo Otegi还这样说。Castresana在上学时认识的男朋友Anartz Oiarzabal是一名殡仪室员工，也是她的埃塔“战友”，与她一起执行了那次爆炸。他一边逃跑，一边与分离主义报纸Gara联系，要求在上面用极大的粗体字为她发讣告，宣布“我爱你”。

　　此后，警方注意到埃塔女杀手的数量明显增长。一些充当突击队先锋，归Soledad Iparraguirre领导，此人在西班牙警方口中也有着传奇般的故事。据说她20岁时，男友在一次交火中被杀，她发誓报仇。按反恐警察说法，她曾说过一句令人胆颤的名言：“见到穿着黑鞋、两天没刮胡子的男人就杀，那都是警察。”她活跃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汽车炸弹专家，先后谋杀了14个人。

　　1990年代，警方失去了Iparraguirre的消息。最终他们得知她跟音乐家、埃塔领导人Mikel Albisu好上了。一次音乐会后，Mikel Albisu用大音箱将两名埃塔囚犯带出监狱，逃离了西班牙。2004年，警方在法国Sies-de-Béarn地区一处农舍里抓到了这对情侣。在那田园牧歌般的乡村小屋里，还有一个八岁的男孩，那是他们的儿子。男孩在当地上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也曾在一家寄宿学校待过两年，他读书时，忙碌的父母便到处“旅行”。他们在Sies-de-Béarn地区住了十来年了，这里住着来自全欧洲的吉卜赛人，人们只把他们视作普通外国人，从未想到他们是手上沾血的“恐怖分子”。

　　埃杜阿多·普埃尔斯遇害那天，在激进的巴斯克分离主义世界里，生活一如既往，平静地继续。在分离主义者Herriko Taberna所开的酒吧里，同声同气的民族主义者们聚在一起喝着小酒。三排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这一带被捕的24名埃塔成员，其中7位是女性，包括去年刚入狱的Anabel Prieto和Maialen Zuazo，她们被控对国民警卫队一处兵营实施炸弹袭击，杀了一名警察。这些照片不是出现在马德里报纸上的那种乏味的身份证照，而是朋友拍下的生活照，年轻的女孩在镜头前露出灿烂微笑。酒吧的顾客对这些“英雄”十分熟悉，酒吧的女服务生坦承自己认识她们，但不愿细说。“我过去也坐过牢，”她往杯里倒满啤酒时说：“我不想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