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人俱乐部”

　　监狱的管理是严厉、有序的，是“刚性”的，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也是“柔性”的。上海解放初期，在正规场合或书面用语中，监狱管理人员称犯人为“自新人”（类似目前称犯人为“服刑人员”）。

　　1949年9月下旬，监狱迎来了解放后第一个中秋节，这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在今天“十字楼”周围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监狱举行了第一次犯人文艺晚会，丝弦悠悠、锣鼓阵阵，让犯人表演京剧、沪剧、越剧、话剧、魔术、滑稽等节目。如原在旧上海大新公司演出的魔术师、烟毒犯余一飞登台表演魔术，汪伪南京市市长、汉奸犯周学昌上场清唱京剧，气氛十分热闹。700多名犯人到会，秩序井然，犯人情绪饱满。一些原留用的旧职人员惊讶地说：“在反动派时代，监狱杀头也不敢开这样的犯人晚会，共产党真有办法！”

　　狱中生产

　　旧提篮桥监狱早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时，就在狱内设有工场，让犯人进行生产作业。种类有：印刷、木工、铁工、糊盒、缝纫、藤竹、洗涤、摇绳等，产品主要供司法机关内部使用，少部分投放市场。1948年下半年，监狱生产已全部停工，存在中南银行内钱款仅50元。上海解放后，接收监狱时库存原料短少，器械破损，狱内生产场地是个烂摊子。

　　上海解放后，随着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监狱押犯数量很大。为了不让犯人坐吃闲饭，减轻国家负担，更主要为了通过劳动改造教育犯人，监狱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恢复狱内生产。在1949年7月间最早恢复了糊盒、印刷、洗涤、铁工等四个工场。8月份又恢复了缝纫、制鞋、木漆等生产。狱内生产十分红火，如印刷工场，为新华书局印刷装订《李闯王》等两部书，每本印数为两万册；缝纫工场专替机关团体赶制棉制服，制铁工场打造锄头、钉耙等农具，木工工场接到了上海香烟厂的订单，加班赶做“双斧牌”香烟运往外地的木箱。从事生产的犯人，整座监狱从最初的不足100人，扩大到年底的1700多人，生产收入从最初的200多元发展到7000多元（已折算为新币）。

　　监狱不但挖掘工作搞好生产，而且派出干部接收原属监狱的场地。1949年6月，监狱首先委派干部前去市郊漕河泾接收原江苏第二监狱（又名漕河泾监狱）占地面积有100多亩的遗址，组建隶属于监狱管辖的漕河泾农场，后来又陆续派出部分罪行较轻的短刑犯，在干部的带领下从事监外的农副业劳动。

　　狠刹“跑条子”歪风

　　搞好监狱工作，首先就要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不断完善组织机构的建设。在整顿机构、清理旧职人员的同时，人民法院监狱大力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废除旧监狱的积弊陋习。以狠刹“跑条子”歪风为突破口，整顿和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所谓“跑条子”，就是在押犯人写了纸条托看守人员到家里进行通风报信，为犯人带进物品、食品到狱内，看守从中索取财物，索取好处。“跑条子”是旧监狱管理中长期存在又难以根治的顽症。“跑条子”的叫法主要通行于民国、租界和解放初期，以后被称为“地下航线”。它在旧监狱的各种制度中也是明令禁止的，如果发现，轻则训诫，重则开除。但是丰厚的好处，往往让人铤而走险。“跑条子”对监狱管理和队伍建设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解放初期人民法院监狱狠刹“跑条子”，态度十分坚决。先通过动员教育，提高认识，向监狱管理人员宣布各项纪律要求，对过去已犯者从宽；对现行者，特别是大会宣布后继续“跑条子”者，从严惩处。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后，“跑条子”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是，个别原旧监狱留用人员，以“老官司”自居，错误地认为“跑条子”，是监狱管理的“潜规则”，根深蒂固，共产党当权者无非做做样子，吓吓胆小者，所以有的人还我行我素，依然顶风作案。案发后，监狱领导对违法乱纪者开除公职，并对屡教不改、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翁某、丛某、袁某、郭某等4名看守，宣布逮捕法办，还在报纸上公开曝光。通过严格整顿，狠刹了旧监狱流传下来的陋习恶风，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60年，一个甲子。在庆祝上海解放6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1949年接管上海监狱的这些老前辈的英名：原上海市军管会监狱接收专员毛荣光，1990年9月在山西运城去世，享年74岁；接收副专员王正福，1990年12月在云南昆明去世，享年75岁；上海市监狱首任监狱长武中奇，2006年3月29日在南京去世，享年99岁。（据《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