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世界的1979年

　　《外交政策》2009年7/8月刊当期封面故事

　　导读：阿亚图拉•霍梅尼、撒切尔夫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邓小平有哪些共同点呢？如果你想了解宗教政治化、后共产主义式全球化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兴起，请忘了1968年、1989年吧，1979年才是影响我们这个现代化时代的最关键年。

　　1979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流亡15年后返回德黑兰，之后掌握政权，向世人证明了“伊斯兰革命”不是一个矛盾。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引发了另一种不同意义的伊斯兰起义，这一抗争在苏联共产主义帝国的棺材上钉了第一个钉子。撒切尔夫人让英国的保守主义死灰复燃，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政治规则，而且塑造了以市场为动力的全球化时代。1979年夏，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首次到他的家乡波兰朝圣，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东欧和中欧热爱自由的人们，还推动了1989年的非暴力革命。1979年，富有远见的邓小平悄然带领中国迈出了向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步。

　　这几位看似不相干的人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却具有一些相同的品质：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颠覆了自己时代根深蒂固的精神—主导战后20世纪政治面貌的激进、世俗、物质主义秩序。1979年发生的变革型事件与反革命精神紧密相连，这种反革命精神不仅有对苏联共产主义、社会民主、现代化独裁主义的反抗，也有与毛泽东思想的抗争。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反抗，我们今天才生活在这样一个由务实和传统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

　　然而，在当时，大多数观察家却没能意识到这些发生在1979年成功的“反革命”事件带来的影响。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热在慢慢消退，但它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创伤却是深痛的。1978年12月，邓小平宣布中国政府的政策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空想主义。在次之前，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成功地改革。

　　但是邓小平却不同。他是一位坚强的政治幸存者。1977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四人帮的粉碎，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中国政治舞台。对在北京热烈欢迎他复出的人群来说，他对务实主义的呼吁无疑是最值得庆祝的理由。在1975年写的三篇文章中—被江青等人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从艺术到经济，邓小平均采取了保守的立场。尽管在为他的作品辩护过程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邓小平的支持者完全理解他的意图：回归传统、常识和效率。这相当于是对毛泽东1949年以来确立的思想的一次反抗。1979年，邓小平不仅认可了一小批农民秘密进行的土地承包实验，而且批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他还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批准了学习西方技术的提议。1979年初中美建交与中国的开放有一定的关系。

　　邓小平的过人之处在于韬光养晦。开始推行改革时的小动作和不动声色致使西方世界大大忽略了中国的变化。那时，没有人敢预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会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增长10倍。

　　撒切尔抛弃“共识政治”

　　二战后，西方国家渐渐扩大了政府的作用。福利、监管和合理性是当时的政治口号。1945年工党开创的无所不在的“保姆国家”体现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共识。在保姆国家，市场是用来控制的。

　　撒切尔试图改变这一切，她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1979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女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将因抛弃前30年主导英国的“共识政治”而成为战后英国史上的关键性人物。在几年之内，她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私有化、削减税率、打击强大的工会力量。撒切尔坚信：英国迫切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改革，而且还有道德重建。正因为如此，她才在执政期间表现得野心勃勃，但同时不乏政治家本能的谨慎。

　　霍梅尼的宗教情感

　　霍梅尼是位沉默寡言的什叶派法律学者，也是伊朗各种反对运动事实上的领导人。一些观察家甚至拿霍梅尼和圣雄甘地做对比。毕竟他们两人都有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坚定信仰。霍梅尼以极端的方式调动起了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宗教情感，他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个抽象的神学意识转变为一场使伊斯兰在政治、文化上具有新生力量的生气勃勃的运动。霍梅尼预将伊斯兰神权移植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想法在穆斯林世界萌芽多年，终于在1979年他重返伊朗后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此后，伊斯兰宗教情感一发不可收拾，同年，在沙特阿拉伯，一群伊斯兰武装分子攻占了麦加的大清真寺，并展开了为期两周的血腥镇压。他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1979年，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穆斯林焚烧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美国大使馆；袭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美国使馆，造成两名美国人死亡。

　　但所有的这些都不能与阿富汗的反抗组织相提并论。他们不仅反抗当时的独裁政府而且还与入侵的苏联军队斗争。他们中的一些将反抗苏联的战争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全球圣战，其中包括基地组织。

　　教皇的波兰之行

　　当1979年夏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时，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次访问推进了波兰独立工会—团结工会在次年的成立；也没有人能够预料，这次访问引发了民间社会在东欧和中欧国家的复苏，从而导致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瓦解（译者注：指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写道，“如果没有这位波兰教皇，就不会有1980年发生在波兰的团结工会革命；如果没有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对东欧政策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没有那一重大变化，就不会有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教皇公然挑战苏联的关键是非暴力。1979年6月，在他对波兰为期9天的访问中，约13万波兰人走上街头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时，这是对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的一种直接挑战。“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比‘他们’强大，”现任波兰外长在他的回忆录写道。那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认识。在10年后的和平起义中，宗教仍旧占很大的成分。

　　1979年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许多“反革命”的性质，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另一个关键年。重要的是要理解：反革命不是单纯的保守主义（即维持现状），而是对那些从根本上改变了游戏规则的对手的一种反应。

　　谁能预料未来？

　　1979年是影响世界的最关键年份之一。30年以来，我们再次看到，即使是最引人注目的想法都有过时的那一天。“反革命”也如此，终究会消逝。在伊朗，霍梅尼创建的“教法学家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他们想摧毁的力量：腐败、愤世嫉俗、与对改革的憧憬背道而驰、维护权力成为了统治者主要关切的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也不得不与环境问题、公正与法治、更多的自由和机会作斗争。阿富汗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害的大多是穆斯林。2008年全球范围内爆发的金融危机不得不让人们反思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

　　因此，在今天，意识形态本身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变得可疑。1979年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就是：人们总是愿意接受一种令人信服的对未来的展望—尤其是为了反抗那些试图颠覆传统意义的认同感、违背事情“自然秩序” 的黑暗势力的道德讨伐。正如在1979年那样，今天无数的预言说明不了什么，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未来发生的事情将会令我们惊讶。我们所处的当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79年发生的变革。然而，那个时候，又有谁预料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