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工程师不能完成的“越狱”

　　在巴基斯坦被塔利班恐怖分子绑架的两名工程师，回国开始艰难的维权。

　　28岁的龙晓伟本能地害怕夜晚，怕笼罩在他四周的阴影。

　　每到晚上，窗帘下的白炽灯必须亮着。龙晓伟怪异地抓着拐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这样整夜整夜不睡……当第二天到来的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时，他才感到自己被解救了。

　　“晚上灯一黑，我就看见拿着AK47步枪的蒙面人在我的眼前，我必须避开它。

　　当这位宝鸡市阳平镇龙家湾村的年轻人时常为此而自责时，在西安西郊聚驾庄村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另一位叫张国的年轻人，正在和一种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性精神疾病”作斗争。

　　张国靠服用几种抑制焦虑的药物以减轻症状，每周定期去看心理医生，其他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经常听见有人在叫自己。”张国说，“但其实是一种幻觉。”

　　2008年8月2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阿扑迪尔（Updir）地区，龙晓伟和张国参与中兴通讯公司在当地一项工程时被当地塔利班武装力量绑架，其经历令人难以想象。

　　11个月后，遭遇人生危机的两人仍“无法开始新的生活”，他们以克扣工资、违法解除合同、未办社保及赔偿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的损害等为由，起诉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

　　像做贼一样回国

　　龙晓伟和张国去年5月17日被江博公司聘用，被派遣到中兴通讯巴基斯坦分部任技术人员。

　　2008年8月22日，巴基斯坦政府军事局面恶化，8月29日，中兴通讯仍指派两人到相关基站核查土方量。当日下午4时左右，两人完成工作乘车返回驻地途中，遭塔利班恐怖分子绑架。46天后，极度恐惧中的龙晓伟和张国夜间趁机出逃。

　　从塔利班的魔爪下成功脱逃，张国的英勇无畏赢得世人的敬佩。张国被移交给中兴通讯及江博公司相关负责人时，中国驻巴大使罗照辉指示中兴通讯相关负责人立即为其治病、必须妥善安置。并希望“在解决后续问题时不要有纠纷，不希望英雄流血又流泪”。

　　但张国说，中兴通讯将他安排在伊斯兰堡的公司招待所内，他一直躺在床上，并未送医就诊。而江博公司的负责人却一个劲儿地给张国打电话，要他“不要给中兴找麻烦，以后还要跟中兴合作”，并承诺，回国后就安排他到一家好的医院治疗伤病。

　　2008年10月30日，张国被送回国。“从新疆到西安，回来的过程就像跟做贼似的。”张国说，江博公司副总王春鹏要他们最后才下飞机，不要见记者，最后从机场的一个偏门出来。

　　最后，江博公司的一辆车径直将张国送到妻子在西安的租屋，有人嘱咐他：回来了不要出门，不许接触外界。

　　当年11月初，江博公司催逼着和张国一次性结算了工资。“我当时吓怕了，没经过世面，就那样养着。”张国说，由于身体和精神的重创，让他无法正常生活。那些日子，张国晚上做噩梦，神情恍惚，怕见蓄着大胡子的人，在妻子的陪护下去医院看病。

　　今年2月19日，龙晓伟获释第三天就被送回国内，当日住进陕西省人民医院急诊外科治疗。在医院里，江博公司迫不及待地给他结算了工资。“工资结算很离谱，合同签订每月1.2万元，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另算。但江博公司的结算方法却是月工资除31天再乘以总天数，而加班、节假日的工作量都没有计算进去。”龙晓伟说，自己被江博公司层层克扣、盘剥了。

　　医院里来了不少闻讯赶来的记者，纷纷采访龙，一下触犯了公司的“大忌”。据龙晓伟说，江博公司老总张建科气呼呼地把报纸甩到龙晓伟的床上，质问他为何要接待记者，并称，既然这样，公司只有对不起你了。

　　回国前，因为与中兴通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中兴通讯驻巴基斯坦代表都对张、龙承诺，中兴通讯会派人到他们家来处理后续事宜，但此后“连一句慰问的话都没有”。张、龙二人称，他们打电话给中兴通讯，对方回应道：当初管这件事的领导都被总部调离了，不知道谁在管这件事。

　　回国即遭解雇

　　2月25日，医生对龙做了脚部校正手术。3月18日，江博公司派人办理出院手续，对以后的复查和二次手术事宜只字不提。

　　西安交大一附院诊断，张国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性精神疾病”，需要住院治疗。之前，江博公司让张国在家休养，称公司会有一个处理方案，但之后江博公司对他不闻不问。张国多次与其协商，要求其承担自己的医药费，但是协商一直没有结果。　　

　　3月，交涉之下，江博公司称医药费、陪护费可以报销，张国持医院诊断证明去报账，副总王春鹏竟说诊断证明上的章子是萝卜刻的，根本不认可。

　　后来，张国的父母、亲属也随张国前去交涉，江博公司找出多种理由“像耍猴一样”让他们每每无功而返，一次，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后，江博公司终于摊牌：双方的合同关系自回国就已解除，公司概不负责任何费用。

　　被塔利班武装人员绑架，经历生死“越狱”；回到国内，又被自己公司一脚踢开，连基本的人道都没有，这对张国打击很大。“我当初是不是不应该去逃？怎么逃回来的结果竟是这样？”张国心情抑郁，整日陷于一种极端的自我否定情绪中。他说，“相对于前者的打击，后者更让我心痛。”

　　张国的遭遇，让龙晓伟对自己也忧虑起来。果然，江博公司接下来对待他的方式，和张国“一视同仁”：因为合同从聘用之日起，至回国之日就算结束，龙的复查费用、二次手术的费用，以后无人负责。

　　“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说法。”龙晓伟说，“江博公司给我和张国的工资结算，与合同条款出入太大；我受伤应属于工伤，正在治疗未痊愈期间不能解除合同；公司没有给我们缴纳养老、失业、医疗等各项社会基本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之前公司强令我们垫付费用置备办公用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垫付费用办理商业保险、护照、体检和健康证及疫苗接种……”

　　从医疗费用到工资结算、人身保险再到精神赔偿……随着争议的内容越来越多，张、龙和江博公司的矛盾开始激化。张国和龙晓伟认为，中兴通讯从未进行过安全方面的培训教育，发生绑架事件是不考虑劳动安全条件酿成的后果。

　　“出事前，当地警方和中国驻巴使馆不知道有中方企业在阿扑迪尔施工。工作期间塔利班分子在附近多次写下标语、传单要求外国人离开，中方工程人员曾一度全部撤到伊斯兰堡。此后，在危险未解除的情况下，中兴通讯驻巴代表便贸然派我们去检查基站，结果发生了绑架事件。”龙晓伟说。

　　艰难的维权

　　6月12日，龙晓伟、张国将江博公司、中兴通讯诉至西安市雁塔区法院，请求支付两人补发工资、违法终止合同赔偿金、赔偿两人履行合同遭受的损失、补交社会保险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其中龙晓伟索赔132万余元，张国索赔92万余元。两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各为50万元，同日法院受理此案。

　　对于被起诉一事，中兴通讯6月23日早间发布声明称，一直关注外包公司员工海外绑架事件的后续处理，并积极督促外包公司妥善处理与两名员工的意见分歧。

　　7月10日上午9时，原以为此案会正式开庭，但法官坐定后，宣布：由于案件情况复杂，只进行证据交换的庭前程序。

　　龙晓伟和张国的代理人当庭各举出劳动合同书、同事证明、相关视听资料等八组证据。当法官要求江博公司和中兴通讯举证时，两被告并未出示任何证据。

　　中兴通讯称，对需要举证中涉及劳动关系的，因其不是两原告用人单位，无法提供劳务合同等证明；其它证据因要到巴基斯坦取证，且还涉及相关国家机密不宜公开举证等，要求延长举证时间。

　　但时至现在，该案仍无进展。

　　记者在江博公司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江博公司是中兴通讯合作外包商之一，为配合中兴通讯建设项目专门成立了中兴项目部，其中江博公司驻巴基斯坦项目组于2008年5月12日正式成立，张国、龙晓伟正是该项目组的第一批员工。

　　记者在陕西省商务厅查询得知，陕西省拥有对外承包工程单位资质和对外劳动派遣单位资质的名单里，均没有江博公司。

　　据了解，随着中兴通讯的海外扩张，在目前的7万多名正式员工中，近65%属于海外员工。按规定，正式员工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并在安全保障、保险等方面也一应俱全。此前华为有海外员工因意外身故获得百万元以上的赔偿，据中兴通讯内部人士透露，中兴在海外的员工也有着同样标准的保障。

　　而此次事件中的张国、龙晓伟，却属于海外劳工中的外包人员，尽管同样为中兴项目工作，却没有享受任何保障。在杨军律师看来，这起纠纷是境外劳工保障的不平等现状的活证。

　　有人直指中兴通讯有“血汗工厂”的味道：通过中介公司达到了海外用工的目的，因为自己不出面签订用工合同，不但可以廉价用工，如若发生违反劳动法或解除合同承担赔偿等“麻烦事”时， 就可以把责任转嫁给他方，自己可以巧妙避责。

　　“我们是在和他们斗争，还是在维权？”张、龙二人现在显得很无奈。近一段时间以来，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没有类似张国、龙晓伟涉及境外劳务纠纷的判例，法院的审理不仅是对龙晓伟和张国个案的司法救济，也涉及到70余万境外务工人员权益如何维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