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13日电 台湾《旺报》13日刊文回首台湾的土地改革，文章认为，台湾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外，也具有政治目的，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摘录如下：

　　陈诚在1949年接任台湾省主席的职位，大力推动土地改革，发表对三七五减租的目标：“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自耕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另一方面，“可避免残酷斗争，且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因此，台湾土地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外，也具有政治目的。然而日后，台湾土改却被只视为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石，只强调经济面。到底土地改革政策是否算是德政？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产生哪些效果？这些年来土地与农村的问题层出不穷，也算给了个答案。

　　1949年起，国民党迁台政府实施一连串土地改革，对台湾近代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台湾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例如，“三七五减租”实施后，地租减免和地价跌落，让佃农购买土地的费用大减，也增加佃农转为自耕农的机会。当时约有两百万农民因减租受惠。许多原本没钱娶媳妇的农家也有余钱办喜事，因此有“三七五新娘”这个名词流传。除外，还有“三七五学生”、“三七五脚踏车”等称呼，说明减租使佃农开始有能力娶亲嫁女、送子女上学、购置生产设备和消费品，这些形容反应了三七五减租带来的正面影响。

　　接着，公地放领与耕者有其田也随之实施。小说家钟理和曾在《烟楼》中描述耕者有其田带来的帮助：农人萧连发的上一代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虽然辛苦工作，却不得饱，但实施耕者有其田后，“我已承领了一甲多的田，再过几年缴清地价，就完全是我自己了，不再愁割起来的稻子会给头家拿走了。”可以看到当初农村佃户支持土地改革的心声。

　　“耕者有其田”的实施扭转了社会结构，土地改革使许多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根据统计，六十年代，自耕农数目增加快一倍，佃农也降了一半比例。当自耕农比例变高，佃农减少，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传统的地主佃农关系转而成为平等商务关系，有些比较富裕的土地拥有者(自耕农)，也能够担任农村的领导职务。1953年，当局相关统计资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栏。

　　然而，在土地改革政策中，被当局列名为“地主”者，常常只是小农。“地主这个阶级是被塑造出来的”政大地政系系主任徐世荣表示，把所有土地出租者都划为“地主”并不公平。由于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大量征收土地，以至于台湾社会多为小农。根据日本政府做的三次土地调查，明显发现大多数土地所有权人拥有的土地面积很少，有三分之二农户农地都在一甲以下。国民党在大陆实施土地改革时，尚且将农户区分为六类，来台湾却只粗分为“地主”、“自耕农”与“佃农”三类，而“地主”则泛指土地租予他人耕种者，那些比较弱势的土地拥有者，在当时被宣传成“无恶不作”的富豪。

　　徐世荣表示，真正的大地主多将钱投资在买农地上，靠着收取佃租获利。土改实施后，他们转而投资工商业，加速股权集中，如辜振甫等大地主，控制台湾水泥、工矿等大公司的多数股分，成为现在的强势产业。而一般的小“地主”持着无用的股份，更弱势的“共有分租”的地主或因老残不得不租地给佃农的小地主，反而比佃农贫穷。近年，土改的批评声浪随着政党轮替渐升，让人反思打着“均权”旗号的土改，是否真的“公平正义”？

　　另外，土改是以自耕农的小土地私有制取代地主的大土地私有制。为了确保“耕者有其田”的成果，当局严格执行私人耕地的限额，并多方限制雇人佃耕，固然防止土地兼并的现象重现，但随着农民的世代接替和分家增户，土地越割越细碎，单位农户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推广机械化和实施大型水利建设都遇到阻碍，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难以出现，让农业日渐弱势，工业日渐入侵农村，人口也跟着外流。

　　前两年关于台南稻农的纪录片《无米乐》引起广泛讨论，而作家吴音宁的《江湖在哪里？》更对台湾土地与农业政策提出强烈控诉。至今日，《农村再生条例》在“立法院”与民间引起争议，农村发展与土地权利的伤痕，恐怕60年前便画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