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中国作为改革最成功的例子

　　■本刊记者/张玲玲

　　中国改革者汲取了外国专家所列药方的精华，但却摒弃掉了那些不实用的建议

　　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从来没有跳脱开关于经济发展的种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在其新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罗德里克用众多的案例有力地、令人信服地的论证了——或许托尔斯泰关于幸福家庭与不幸家庭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一经验规律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中所有成功的故事都各不相同，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公式。在这本书中，罗德里克不时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经验”的欣赏。事实上，中国几乎始终是他证明其观点的最重要论据之一。如果没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罗德里克的理论读起来也会显得有点单薄。但有一点：罗德里克还是在用中国去套他的理论，而不是通过观察中国而发展出了他的理论。所以他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也必然只能局限于自己的视角。

　　你提出经济改革需要的是一种战略性的、分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开列无所不包的、细目清单式的方法。那你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是否符合这些特征？

　　正是这样。事实上，在整本书中，我都是用中国作为改革最成功的例子。我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中国的改革者在对企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非常的务实和注重效率。他们汲取了外国专家所列药方的精华，但却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当地的实际情况摒弃掉了那些不实用的建议。

　　你提到“中国的政策并非只是大爆炸的华盛顿共识式改革的一种渐进的或更加务实的版本，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的结果”。你觉得这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

　　我希望这种思维模式能在全世界越来越普遍。不幸的是，太多的经济政策都是依据我所谓的“经验法则”而制定的，基于现实、单一、理应普遍遵循的模式。这就是真正的华盛顿共识。这也正是目前最流行的风气，无论是“治理改革”还是“千年发展目标”都是如此。其实，经济学所教给大家的应该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应用不同的模型。成功的改革者正是那些了解了这一点，并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相应目标和战略的人。

　　你坚持认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正是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要求。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你认为中国接下来制定怎样的产业政策是合适的？

　　中国目前面临巨大的挑战。若干年来，中国一直通过使人民币币值低估作为主要的工具来促进制造业和其他贸易。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问题就是贸易盈余持续增加。展望未来，中国没法持续这种政策。对中国而言，让人民币升值，然后通过其他更明确的产业政策来补贴出口部门，直接提高国内产业的盈利能力，可能会更可取。不幸的是，实施这种战略非常难，而且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所以对中国政策决策者而言，这是一个两难抉择。

　　你还提到，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竞赛中，中国比印度做得好得多。但中国再往前走却面临严峻的制度性挑战。你认为这种制度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拥有民主制度和良好法治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逆境和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整体上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都非常善于在没有导致社会动乱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但是，我认为，除非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开放并变得更具参与性、透明性和包容性，否则再想像原来那样维持下去将会更难。

　　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仅仅依靠自由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就可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那你认为可以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方法是什么？

　　正如我在书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对经济的诊断方法，以诊断不同时点上经济发展的“硬约束”。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因地而异。良好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市场的政策以及外向型政策——都是关键的背景条件。但是，由于当地的经济和整体条件不同，这些条件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