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云》口碑不错，但是它不过是借“窃听”之名，说了一个“贪心之人不得好死”的故事。

窃听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窃听风暴》。

科波拉早年拍摄的《对话》，技术简单而内涵深远。

　　听之道，愈隐秘愈刺激

　　文·高达

　　在今年的香港电影中，《窃听风云》足够好看。它剧情缜密、悬念迭起、张弛有度，但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主题太大。这个问题与导演麦庄二人近年来的视角转换有关，从《无间道》三部曲到《伤城》再到今天的《窃听风云》，影片的格局和时空的跨度在逐渐缩小，但背景的隐喻和人际的沟通却在逐渐模糊。《窃听风云》的“窃听”源自股市间的非法情报，这个题眼聚焦于金融犯罪与利润黑幕之上，聚焦的实质是把视角缩小，但影片的走向却恰恰相反，三个正直的警员因为贪念而走向人性的毁灭。

　　而导演则以“利欲熏心不得好死”的传统桥段完成了劝世的苦心。

　　但是，窃听行为的实质是暴露，而引发这种行为的驱使力，首先来自事件背后的局势，而后才是人心。其他题材尽可将主题升华壮大，但“窃听”题材就是要小、独、狠，出来的效果才犀利。

　　从水门事件到米林小组

　　1972年6月17日凌晨2点30分，5个人在华盛顿水门大厦被捕。被捕原因是5个人企图潜入大厦中的美国民主党总部，并随身携带偷听工具和电子窃听器。此时，离尼克松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的时间还有5个月。《华盛顿邮报》两名年轻记者卡尔·伯恩斯和鲍勃·伍德沃德深入调查此事，最终揭露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水门事件。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美国民众对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构造大为失望。

　　1974年，年轻气盛的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推出《对话》，片中渲染的不安气氛正好对应“水门事件”之后的美国民众心态。其实，《对话》的灵感来自于安东尼奥尼1966年的作品《放大》，只不过大师奔着现实与幻觉的迷离而去，而科波拉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狂刀披荆斩棘。

　　《对话》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没有止步于窃听事件上，而是让观众去感受窃听者的感受，感受他对思考的恐惧，从而产生焦躁的情绪。同时，焦躁又成为恐惧未来的一部分，进一步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和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影片结尾处，主角拆毁屋子寻找窃听器的场景成为人性溃堤的象征。相比之下，1976年的电影《总统班底》真正取材于“水门事件”，虽然获得4项奥斯卡奖，但将该片的原始动机放置于当时政治大背景之下，其中过多情感的思考就显得底气不足了。

　　无独有偶，2005年，韩国爆出“安企部和国情院窃听案”——从1994年开始，安企部就设立了“米林”窃听小组，对国民进行窃听活动。韩国电影《生死谍变》中有一个细节，在鱼腹中安装窃听器，但故事的背景是韩朝的冷战关系，显得话题性有余而现实性不足。后来，“米林小组”为了应对手机的普及，让国情院投资19亿韩元，自行研制并生产了20台简称为CAS的手机通话窃听设备。比起《窃听风云》以手机窃听为宣传噱头，韩国的非法窃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在总统大选等政治局势比较敏感的时期，非法窃听更为流行。

　　只要有政治王权的角力，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一定被某些人打破，因此，“窃听”事件从未中断过。2003年，费城市长办公室的窃听案；2005年，菲律宾总统电话窃听事件；2008年，查韦斯为了打压政治对手要将窃听到的谈话录音公布于众。这样的剧情都比电影悬疑多了。

　　从爱丽舍宫到布什密令

　　窃听行为的结果，常常与隐私权一并出现，而隐私权又伴随着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和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确定了这种行为的不道德属性。柏拉图说过，听觉比视觉更加高级，它虽然不如视觉直接，但却更能勾起人的想象力。如果把柏拉图的这个理念和电影中的“窃听”画上等号，那“窃听”这个本身并不合法的行为就会多了一层哲学涵义。当你知道自家布满了窃听器，自然无法度日，但另一方面，如果你知道了，国家的窃听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国家想听到的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有所警觉后伪装起来的你。

　　2009年，法国总统府的电话窃听案进入法庭审讯阶段。这个“窃听”案的性质与“水门案件”是不一样的，它发生在前总统密特朗第一个任期内，即1983年1月至1986年3月，爱丽舍宫的“反恐怖小组”对150多名记者、律师、作家、艺术家进行了数千次电话窃听和录音。10年后，《解放报》曝光此事，但窃听小组负责人普鲁托很不服气：“我是在执行任务，我的责任是保护总统以及整个反恐斗争的安全。”如今，前总统密特朗已去世，他的12名前助手却成为了被告。这12人中，有爱丽舍宫前办公室主任、前巴黎警察局局长等重量级人物。

　　各国都对窃听侵犯隐私持有法律制裁权，美国有《隐私法》，欧盟有《隐私条例》，中国也有《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但对普通人的窃听，已经不是简单的派系争斗，而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考验，2006年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是此种视角中的杰作。此前大部分讲窃听的片子只着眼于恐怖危机和阴谋论，比如2005年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翻译风波》中的窃听就是无意而且偶然的，但《窃听风暴》是一个例外。窃听者HGW XX/7通过窃听“他人的生活”而走近了作家的内心，继而变成了他们的守护者。他一方面因人性的堕落而失望，一方面却因人性的善良而使世界充满芬芳。他处在荒谬的冷战时期，原本是体制的执行者后来却成为暗中的守护者。龙应台说：“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原则，但还是被奏鸣曲和诗意敲醒了善恶的直觉。”

　　任何时代，“窃听”一旦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而进行，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悖论，因为被窃听的都被预设为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人——在前东德，那是不安分守己的文艺人士；在美国，那是恐怖分子。“9·11”事件后，美国前总统布什曾秘密下令，授权国家安全局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信实施窃听和监视，以寻找恐怖活动的证据。此事披露后，在美国社会引起很大争议，但布什政府以《对外情报检查法》未能覆盖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兴通信手段而“过时”为由，授意共和党在国会上对该法进行“更新”。从表面看，布什政府的这一法案是对1978年“水门事件”后通过的《对外情报检查法》进行“更新和补充”，但实质却是进一步扩大窃听权限，并将非法窃听活动合法化。

　　电影《全民公敌》的灵感就是源自于这项总统密令，其中有一句经典对白：“别抬头！”因为一抬头就被监视了。2007年的电影版《辛普森一家》也放大了这一点，美国政府最突出功能就是窃听每个人的生活，那比足球场还要大的窃听中心是讽刺的重点。

　　耳朵无罪

　　成功的“窃听”题材影片，其窃听的视野可以很多元，但聚焦的事件一定具有针对性，而事件背后的风起云涌也一定带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让我们回到“听”的本源，你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公车上，听完昨夜一局麻将的起承转合；吸烟室里，听到办公室里未闻的风流韵事；推杯换盏间，听别人讲那过去的故事。在香港电影里，窃听桥段在表现男女关系的喜剧作品中的出现频率，要远高于警匪片。比如早期许冠杰的《新半斤八两》、后来的《恋上你的床》、《大丈夫》等，片中的角色都曾利用窃听来监视鬼鬼祟祟的男女之事，这也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港特色。如果说“窥”的行为我们尚且能控制看或不看，但这个“听”的过程，非我本意，也控制不了，结果在无意间得知了别人的隐秘。

　　张震在《春光乍泄》中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听者”。小张患过眼疾，听觉却异常敏锐。他一出场，洗盘子洗得悠然自得，独白如此：“单听声音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厨房，如果你听得仔细一点就可以分得出来，哪些人在吵架，哪些人在炒菜。有人在讲电话，有人在洗碗。”这样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耳朵而非眼睛，偷听成了生存手段。耳朵无罪，听者有心，弗洛伊德说，“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窥探他人的欲望。”由人心出发，“听”成了心理情绪的投射，愈隐秘，愈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