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全球媒体高度关注，日本似乎格外突出，认为这是“G2体制”（中美共治体制）的序幕，呼吁构建“日美G2体制”，回归正统的全球治理轨道。

　　实际上，自4月的伦敦金融峰会后，日本就开始热论“G2体制”，而对“中美日对话机制”则由热变凉。这种态度的变化，或与日本对危机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特别是太平洋西岸的力学关系变化有直接联系。

　　6月，日本经产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指出，从GDP增长率上看，2009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按照2001年日本的预估，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则要到2020年才能“平日本”。在日本看来，这一“惊讶指数”所导致的中日逆转，将使其经济强国地位岌岌可危。

　　从广域的太平洋西岸看，中、韩、俄、印、东盟，以及港澳台，乃至蒙古、中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力旺盛，呈现群雄并起态势。从地区经济结构看，在这里，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以区内相互投资为纽带的多辅多轴型贸易网络。特别是，随着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区内投资的增加，这里又演变成全球产业的聚集地，从而焕发了“全球性的动态的产业比较优势”。在此，作为与全球市场联系的“出口”，中国博大而深厚的市场，开始扮演区内外“贸易中转站”。中国成为地区产业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枢纽，也必将成为“跨太平洋体系”的台柱子。

　　正是基于这种地缘结构的变化，两年前发表的“阿米蒂奇第二报告”，一改日美同盟主题，也修订了最初设想的“如何管理中国”逻辑，着眼太平洋西岸的群雄并起格局，提出了涵盖安全与经济的广泛的国际协调理念。

　　而金融危机前，也是基于中国的产业、贸易枢纽地位，美国前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腾，从中美经济跨洋合作层面首次提出“G2体制”论。危机后，布热津斯基结合全球力量格局新变，将其升级为涵盖安全和经济的“中美共治论”。

　　对日本而言，虽不愿看到“管理中国”的局面，但面对中国崛起，更不愿看到“中美跨洋共治”的格局。这正如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政策研究学院大学校长白石隆早在几年前的《日本化》一书中所指出的，中美文明的跨洋对接，必将使日本文明淹没于太平洋中。而在中国颇有名望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孝更是在世纪之交，便建言日本走海洋路径，回归亚洲，通过控制海洋地缘政治圈要塞，破解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地缘力学关系新格局。

　　眼下，全球经济区域化因危机而纵深发展。昔日赶超型的日本经济，面临新兴势力群起赶超。日本国内一方面大声疾呼“中国第二”、“日本沉没论”，另一方面，则期待强化“日美轴心”，分散“中国风险”，遏制新兴势力崛起速度。

　　事实上，从小泉到麻生，自民党的四任政府几乎采取了连续的地区政策，集中演绎了既抑制中国崛起速度，又利用中国市场获取好处的两面性。如小泉在2006年初提出“快攻东盟，牵制中韩”，构建“事实上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后，安倍主张“价值观联盟”和“亚洲门户”论；福田则提出“日美同盟”与“日本-东盟”双轴心的“太平洋内海化”构想；麻生政权在最后阶段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亚洲经济倍增”、“东亚产业大动脉”、乃至“亚欧十字路”等系列构想，试图充实“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最近，针对奥巴马的“无核世界论”，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国际委员会的日方主席，前外相和环境相川口顺子，率先提出“落实无核世界”的三段论，主张人类唯一的“核爆受害国”与唯一的“核爆施加国”，摒弃前嫌，共筑“废核武，建民用的原子能合作体系”，确立事实上的“日美共制体制”。《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也在最近发表专论，高呼“日美G2体制”才是“正统全球治理”的基石。

　　显然，日本的惊讶深含着日本的危机意识，更深藏着背离时代的主宰亚洲的传统逻辑，而唯独忽略了危机非但没有阻止全球化，相反加强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正统的全球共治，恰恰依存于全球战略和政策的协调。而这种“依存与协调”又必须建立在“和平、合作、共赢与共同责任”的基础之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要讨论两国间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协调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正如胡锦涛主席在7月27日发表声明所强调的，“作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两国肩负着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任”。（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日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