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1月8日早晨，我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我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周总理逝世了，要我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痛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我则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总理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总理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总理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总理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所以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总理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总理还提出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我，当然这是让我也意想不到的，时间在他辞世前六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总理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Ｗｕ……Ｗｕ……Ｗｕ……"但究竟是"Ｗｕ"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Ｗｕ"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总理是要见一位姓"吴"的，而且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中，确实就有姓"吴"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周总理值班室主任的吴庆彤。

　　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既不曾在他身边工作过，又和周总理主管的业务距离较远的、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