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o和中国妻子及长女在广州租住的公寓楼前合影。

mathew一家在广州番禺丽江花园住所内的合影。

　　尽管还会偶尔买木薯面做家乡菜，但刚果人julio和他的哥哥Mathew携妻带子已在广州生活了多年，中文也说得相当流利，除了肤色，他们与中国人没有多大不同。不过，很多人还是仍然只指认他们是“来自非洲的黑人”。julio说他在中国的20多年来，跟太多的中国人打过交道，而他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

　　记者·炫风 实习生 罗婷婷 杨禹章 广州报道 摄影·孙炯

　　眼睛圆大，生活在广州的刚果人Julio最近有点烦：一是金融风暴让他的生意陷入了低谷，二是近来警察频频到他家查护照、签证，三是哥哥Mathew一家的照片出现在一份本地报纸上，成为了尼日利亚人在广州聚集事件报道的配图，尽管他们与此毫无关联。

　　我是Julio，来自刚果，42岁。小时候住在首都金沙萨，除了读书，我会跟伙伴们拿两条木棍做球门，光着脚踢足球。我也叫朱力，现在生活在广州。我有一个中国老婆，还有两个女儿。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最后留在了广州。

　　1990年代中期，广州还没有多少黑人，我已经在沙河顶（注：广州的老服装批发集散地）做生意。我爱广州，熟悉这里的酒吧，老婆也是在这里认识的；我也曾在城中村被偷过裤子，在小北路（注：目前广州非洲人最密集的地区）开过公司，不过最近却被警察频繁地查护照。

　　世界在变。小时候我是天主教徒，现在我信基督。小时候我不想来中国，但爸爸跟我说“ 中国至少可以发射卫星”，所以我来了。小时候我和哥哥在教堂弹吉他，10年前我在东莞夜总会卖唱，现在我要为两个女儿还有车子与房子，在广州奋斗。我曾经差点崩溃——从香港到上海都找不到工作，我打国际长途向爸爸诉苦，但爸爸却说 “你是个男人，你回到刚果照样也没有工作，你必须留在中国”。

　　我在中国的20多年跟太多中国人打过交道，而我在广州的故事，也可以说上几天几夜。

　　哥哥说，我们的孩子就是Afircan Chinese，他们的中文都会说得很好，在中国的前路将会更顺利。未来他们的中国故事，大概也不会像我这样离奇。

　　中国印象

　　如今我在广州租房居住，一个月2500元。这是个炎热的城市，有时我会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我的故乡很少高楼，四野开阔，广州曾经也这样，很适合我，可惜现在广州的高楼也多了。

　　李小龙和《丁丁历险记·蓝莲花》是我最初的中国印象。动画片里那些带着飞檐的建筑，还有象形文字都是我感兴趣的。想不到，这些在几十年后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

　　刚果也有中国这样的官僚系统。我爸爸是公务员，他在首都国土局工作的时候，生活得很滋润，给我们几个兄弟每人都准备了一块几十平方米的土地（将来盖房子），可惜后来一个一个地都卖掉了。

　　老实说，我在刚果时只对上海有好印象，因为留学归来的同胞说上海人思想很开放。后来我也到过上海找工作，当时上海人确实不排斥外国人，他们“排外”排的只是外地人，不过听说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刚来中国的几年，是在北京的大学里度过的。那是1980年代，街上基本上看不到黑人，很多人见到我都会“哇！看看看！”这样叫，让我有点不舒服。在学校，有的老师会告诉学生尤其是女生不要接近我们，说我们会传染疾病，所以如果我坐在某个位置，旁边是绝对不会有女生的。

　　即使是现在的广州，仍会有类似的情形。我哥哥说广州有两种中国人：一种就是主宰广州的人，他们觉得外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另一些就会很在意你的肤色，如果你走近他们，他们会走得远远的。

　　我现在还记得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北京快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饭馆里被几个中国人围攻，额头都被打破了。当时我和一个中国朋友在饭馆里坐下来，就听有人喊我“滚”，接着先是有一个人拿扁担来袭击我，后来又来了三个人用凳子砸我。我没有反抗，拼命用手护着头，直到血流出来，他们才停手。

　　后来警察对我解释说，这是因为那些人早前被一些换外币的黑人欺骗了，希望我不要把这个事情闹大。我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其他非洲人的犯罪，要让我来承受痛苦？

　　1990年前后，我在中国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毕业后去过上海和香港，但找不到工作。香港对外籍人打工监管很严，上海企业则对我说他们只招本地人。那时我最大的乐趣是在酒吧里弹唱赚钱，酒吧里外国人多，在音乐中喝酒的气氛也很适合我，那些时刻，我就像回到了金沙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