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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即中国

　　——经济学家黄亚生谈上海模式

　　本刊记者/周政华

　　上海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转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8月2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也毫不讳言上海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上海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上海模式”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剖析上海转型的意义何在？《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曾推出《上海新革命》的封面报道。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也采访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与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黄亚生长期致力于政府政策、制度问题和对外投资的研究，是最早提出中国—印度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也较早提出外资依赖风险的观点。他的新书，<<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为2008年最佳图书.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今年上半年上海经济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黄亚生：上海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低于全国平均速度，这个有金融危机打击的因素，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其实上海经济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陈良宇案发之后，中央政府发现了上海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上海是典型的国家干预、倾向外资的模式，这种模式过去在巴西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都有过，当时被认为是奇迹经济，但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就垮掉了。因此，上海经济减速与中央对其政策的调整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上海经济模式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 “上海模式”有哪些特点？

　　黄亚生：上海模式主要是政府深度干预、控制经济，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经济，对外资的偏向性，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盲目地追求地区生产总值，而不注意家庭收入提高；只追求经济增长，不追求就业增长。这些问题在上海官方统计数据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过去10多年里，上海的就业增长、家庭收入增长一直比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慢。

　　上海经济繁荣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产物，这和温州等地完全不同，温州靠的是内在活力。不用外部支持就可以产生GDP的增长。我认为，以个体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模式是市场化程度和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发展模式。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一个具体写照。所以上海模式不应作为一个城市的问题来谈，而是作为整个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策取向的样本来分析。如果说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扶持发展农村个体户和个体乡镇企业，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扶持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转型和改造。上海模式就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上海模式造成的。讨论上海模式有助于我们反思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一种模式对上海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黄亚生：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显著的象征，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外国奢侈品商店和全国最高的人均GDP，使得上海成为中国的模范城市。这也是一个国家获得成功的最好例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上海人收入很高，但是很多是转移收入补贴收入，利息、租金这些财产收入少得可怜，从绝对数上看，2002年上海居民财产性收入还不如1993年。另外，2006年，上海居民从经营企业中获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从所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收入则要低34%。这就说明上海模式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对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限。此外，上海可能是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之一。2003年、2004年上海市政府曾在网站上公布的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最高和最低阶层之间的居民收入增长率相差近20%。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10年也是中国脱贫成就最显著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这个时期共有1.44亿人口脱离贫困状态。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滑到4%左右，脱贫人口也只有6200万人。我认为这和上海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在全国各地被广泛移植有关系。这个时期，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推动中国逐渐走上了严重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上海私营经济弱小也与此有关？

　　黄亚生：在上海注册小型私营企业要完成的手续非常复杂。从申请到批准或者不批准时间上，上海和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申请开设企业之前，上海要求私营企业主备齐非常多的文件，这些文件必须要有关部门盖章，这个过程很繁琐。

　　在研究中国经济时特别要研究”个体”经济的发展。个体经济是中国经济里唯一百分之百独立于政府的经济体.虽然个体经济不代表整个私营经济，但它是一个地区经济自由度最可靠的指标。过去30年中，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上海市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在1985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在下降。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要求把注册的和非注册的个体经济全部统计进去。上海没有注册的个体户占整个个体经济的比例为全国最低。这说明上海对个体户管得最严。这就导致一个后果，上海民营经济始终难以壮大。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温州的500万居民中，城市人口还不到10%。如今，温州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数量众多的企业主宰着欧洲的服装市场。而相比之下，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实业家乐园的上海，如今却很少涌现出本土企业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注意到上海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了吗？

　　黄亚生：在看一个地区一届政府对待私营企业的态度，不应该看其对大的私营企业的态度，而是其对个体户、小型私营企业的态度。其实2004年以后，上海确实是稍微改变了其过去对民营企业歧视的态度。比如，在这之前上海对于商住两用楼查得非常严，这就导致小型私营企业去租写字楼，要付出很高的租金。但2004年后，这一限制有所松动。

　　不过，我最近从媒体上看到，上海又开始旧城改造了，人为制造需求，而且房价又涨了，现在看来上海并没有打算改变原来的模式。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认为上海经济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推土机经济，你怎么看？

　　黄亚生：上海政府一直严格控制土地一级市场，严格到上海拆迁时不可以让私营企业加入，操盘的都是国营企业。这些国营企业直接受上海市政府区政府控制。高度利用行政手段进行旧城改造。为什么要用行政手段呢？因为出价太低。

　　在一个经济体里，政府拆迁成本低，往往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少，这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由于上海市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拿的越多市民拿的越少，市民收入低，购买力就低。

　　从土地市场上看，不仅是上海，整个中国离完全市场经济国家还有一定距离。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市场化要看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价格。目前，中国最稀缺的是资金和土地，在这两个方面上海乃至全国完全不是市场化。但是，在上海政府对资金和土地控制很严格的环境下，房地产的发展对上海人的福利增加了多少？答案是，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市民没有受惠，主要是政府和富人获得财富。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推土机经济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黄亚生：房地产本身发展不是问题，但是由政府操纵土地一级市场的方式来发展房地产，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会导致过度投资，遏制居民消费，最终形成泡沫，最严重的结果是经济崩盘。但是泡沫何时破灭？目前看，主要取决于外需变动以及国内消费启动的情况。如果我们期望美国恢复以前的消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国虽然GDP会部分恢复但美国人已经减少消费了。我预计，这一轮的资产泡沫可能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看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