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至4日，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

　　杨 佳摄（人民图片）

　　中国研究机构有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

　　破除部门本位和学科限制，智库方能提升研究的水准

　　未来发展，有赖于需求市场的形成和智库自身建设的加强

　　“10年。至少还得10年，才能打造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智库。”年过五十的杨平谈起“冶方研究基金”未来的发展，把头转向窗外，目光变得遥远而凝重。

　　去年上半年，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名字命名的独立民间智库“冶方研究基金”成立。作为执行干事长，杨平在过去的一年牵头策划了“温州商会研究”、“东亚五国现代化转型之路”等6个课题，并创办了一本以文化重建为宗旨的杂志以及网站。但目前的状况，离他的理想状态还有一段距离。

　　几乎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去年3月在北京成立。和“冶方研究基金”不同，这家有着浓厚官方背景，由多位知名学者和政府退休高官组成的智库，因其豪华阵容，被媒体称为“超级智库”。

　　随着今年7月“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的举办，“智库”开始为大众广泛关注：中国智库发展状况如何？在未来将发挥何种作用？

　　从官方智囊到民间机构

　　中国智库不断涌现

　　关注公共政策问题的很多人，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份关注战略发展和宏观管理问题的知名刊物：《战略与管理》。作为这份学术刊物曾经的主编，杨平认为，当时围绕着这份刊物所形成的作者队伍，如杜润生、王逸舟、林毅夫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可以看做一个松散的“智库”。

　　这份刊物的作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长期关注公共政策问题。1993年，他与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为随后出台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而胡鞍钢及其创办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亦成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智库。

　　王绍光认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新闻媒体“内参”的模式影响过高层决策，而最早出现的“智囊机构”，可能是1980年开始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该机构成员通过调研形成的报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而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数据。1984年起，该机构被一分为三，人员分别进入隶属于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发展研究所，以及社科院农发所。

　　进入90年代，另外一些智囊机构开始出现，如后来被整合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若干个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等。同时，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研究领域的精细化，各个中央部委如农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纷纷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认为敏感的外交和两岸关系领域，也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智库。

　　和这些蓬勃发展的“官方智库”相伴而生的，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民间智库”，“冶方研究基金”就是其中之一。据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提升研究水平和报告质量

　　比肩国际尚有差距

　　“民间智库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打破政府智库的"部门本位"和大学智库的"学科本位"，以相对比较客观中立的姿态探讨一些公共政策问题。”杨平所看到的，正是目前很多智库所面临的批评。

　　和中国目前数量庞大的智库相比，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也不到5000人。中国智库机构的臃肿和提供产品的质量，正在成为外界质疑的焦点。在一些政府智库和大学智库，“大干快上”已经成为普遍的弊端。一些依附于政府机构的智库，很难超越部门本位，难以具有全局性的眼光研究问题；而一些大学智库，受限于学科体制，以及“师徒关系”式的研究人员构成和实践经验的欠缺，导致产出的研究成果可操作性不强。

　　“为什么说要10年的时间才能打造一个成熟的民间智库，主要还是科研制约。”杨平解释，“课题研究不像生产某个工业产品，急不得。一个研究课题，从立项、开始调研，到最后结项，起码要一年的时间。两到三年才能培养一个成熟的项目管理团队，5年才能初具规模，而打造品牌，起码要10年。”

　　有评论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一些个体学者来实现的，智库作为一个机构，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影响机制和品牌声誉。关键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智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的把握。

　　此外，如何培育一个有政策分析需求的“买方市场”，也是中国智库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目前，很多智库提供的报告还是着眼于中国整体战略形势，对区域战略形势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分析需求还不是很突出，“买方市场”比较单一。当然，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级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意识的加强，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对智库及其产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总之，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对中国智库而言，当务之急依然是在有限的人员、资金、项目来源条件下，针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战略问题，发出及时、有质量的声音。

　　推动公共决策科学民主

　　未来发展大有可为

　　世界一流智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避免中国智库在发展中遇到的类似制约？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向记者介绍，美国的智库基本都是民间的，且一般为非营利机构，依靠基金会资助，所以在资金上问题不大。其次，美国智库有自己专门的研究人员，一般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或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前政府高官。此外，智库之所以在美国兴盛，还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制的开放性，这样智库才能够充分地参与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还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因为智库的研究成果需要通过媒体的平台来展示。

　　和卡内基类似，被视为现代智库之父的美国兰德公司虽然在2002年取消了“公司”的名称，但无论取消前还是取消后，它的组织框架和业务模式完全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是一个通过研究分析，推动政策和决策改善的非营利机构。它的研究报告的主要“买家”，是美国政府及其下属部门。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对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而言，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考虑：一是如何完善智库发展所赖以生存的“政策分析市场”，二是如何加强智库的自身建设。

　　薛澜认为，在完善智库发展的“政策分析市场”方面，要建立政策分析研究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交流的渠道，使相关智库对政策研究的需求非常清楚，各种智库可以针对相关政策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其次，要逐渐保证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保持独立性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因此，在中国设立政府的政策研究基金，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等都是有效的制度基础。再次，要建立智库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和公开讨论的机制。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必须以各种形式向其他关心该政策问题的公众和社会团体提供，使智库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实现其政策影响力。

　　“在转型时期，中国没有任何先例可以仿效，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可以套用，这是时代对扎实有效的学术研究的呼唤。”杨平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始。

　　链接

　　何谓智库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智库分类

　　第一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军队的直属智库机构。如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第二类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信息中心等。第三类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等。此外，一些非官方的科研机构，如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等，也正在为公众、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政策研究成果和政策分析。

　　案例1

　　2003年6月，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等人牵头组织的“走出通货紧缩与人民币汇率”课题组，对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可能与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进行研究，完成了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再论启动存量需求和通货紧缩治理》等成果为决策层所采纳。

　　案例2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报告指出，从当前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从而使社会舆论对医改前途的社会关注日益升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