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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董瑞丰

　　司法案件素来是社会热点。近来各地多起酒后驾车撞人案件的判决量刑，被一并置于舆论聚光灯下，成为“热点案例”。

　　“热点案例”处于舆论中心，社会关注度高。其审判结果若与舆论民意发生偏离，则纷扰立现：有质疑审判公正、法律正义者；有批判舆论审判危及法律尊严、民众应提高法治素养者。二者泾渭分明。有论者进而认为，司法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殊难统一。

　　细辨之，前述“热点案例”中，审判结果一出，民意反响已经形成了社会效果，关键在于其社会效果积极与否。

　　积极的社会效果从何而来？从严格司法程序、全面公开信息、舆论充分辩论而来。

　　部分民众对所谓“同案不同判”的误解，对宽严相济政策的误解，与法学素养关系不大，更本质的根源在于对司法正义信心不足，源于对某些“特权阶层”的社会对立情绪。

　　因而，审判当首先以严格的司法程序、严谨的法条应用、严苛的司法操守，来化解公众的质疑，用每一次严明的法判来树立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宽严相济政策，被民众联想到特权干扰司法公正，很大一个原因是司法程序不够透明。任何遮遮掩掩的行为，天然具有可怀疑性。如果在一些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可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关键的信息千呼万唤出不来，公众质疑被置之不理，就可能会激化起民意的对立情绪。

　　在司法活动中，公开所有能公开和应当公开的信息，是法治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寻求积极社会效果的前提。

　　当然，即便司法程序正义、信息公开透明，审判结果仍可能与社会舆论、与民意有距离。

　　此时，便不能以民意指摘司法审判。司法审判具有特殊专业性，必以法律为准绳。古往今来的事例已经证明，审判活动当尊重大众民意又与之维持一定间隔。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后者必不以委屈前者为前提，相反，积极的社会效果必然建立在公正的法律效果基石之上。

　　另一方面，民众的意见未必不代表法治的方向。例如，醉酒驾驶酿成交通事故频仍，现有法条在定罪中凭据有所不足，罪刑不相适应，舆论提出是否可单列“酒后驾驶致人死亡或重伤罪”。立法应及时回应正确合理的民意，将修法提上日程。

　　如何判读民意与法意的微妙关系，公众舆论的充分辩论不可或缺。而透明公开的司法审判活动则是最好契机。在一次又一次的公开争辩中，达成法意与民意的交集，法治社会可由此不断前行。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