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对黑社会组织的整治成为热点新闻，而一些官员涉黑更是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比如重庆市公安局一举抓获了黎强、陈明亮等多名黑恶势力头目。令人惊讶的是，两人分别是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渝中区人大代表。另外，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等七项罪名，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的吴天喜，在案发之前的身份则是河南省镇平县政协副主席。显然，黑社会组织与政治腐败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密了。

　　“海派清口”周立波有个段子说解放前，东北出土匪，上海出流氓。不管周立波说的有无道理，黑社会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能在大城市里生存扎根，但东北土匪则仅能啸聚山林，响马做寇。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就是，土匪多半是反体制的，而黑社会则未必。所以，土匪永远只能在山寨落脚，而流氓则能与庙堂共存。比如，蒋介石靠青帮的“兄弟”完成“四·一二”政变，而当蒋介石站稳脚跟之后，杜月笙之流则有了靠山，做起了旧上海的土皇帝。这个可能正如《新宿事件》中警察大叔感叹：黑帮与官员勾结是一直就有的事情。

　　于是，昨天的杀手，一旦穿上西服，也能人模狗样；今天满面慈祥的官员，明天就能痛下毒手，斩尽杀绝。

　　也就是说，与传统社会里存在的天地会、哥老会等反政府、反社会的传统帮会组织不同，不管是西西里岛的黑手党，还是旧上海时期的青帮、红帮，现代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条重要轨迹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排斥体制内的政治权力。恰恰相反，就目前的黑社会组织发展态势看，黑社会无不积极向体制内渗透，从而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之下，让他们的犯罪行为得以掩盖，乃至“合法化”。

　　前几年，辽宁沈阳的刘涌集团案，更是很典型的让我们看到，权力寻租渐渐成为中国黑社会组织成长的政治基础。当年刘涌被捕的时候有这样一句嚣张至极的雷人话：“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国家公器沦落为黑社会老大的家丁，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轰动一时的吉林长春的梁旭东集团案、浙江温岭的张畏集团案，也处处都有政治腐败的踪影。于是，查办一个涉黑案件，倒下一批腐败官员，渐渐成为极为庸常的政治逻辑。

　　去年吴天喜奸淫多名幼女案被报道出来的时候，最让人震惊的恐怕就是其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但是今年多起政府官员奸淫案似乎已经让我们渐趋麻木。然而，当我们对这些无德无耻、无法无天的官员绳之以法的时候，可能忽略了类似案件的背后，往往都有黑社会的身影，都显示出黑社会中崇尚暴力、唯我独尊、江湖义气、及时行乐的黑社会文化，已经成为一些涉黑官员的亚文化。

　　在这样的亚文化氛围之下，一方面，黑社会组织积极向基层政权渗透，在政治保护伞下庇荫纳凉；另一方面，某些基层官员为了寻租，主动向黑社会组织靠拢。两者合谋的直接后果便是，暴力转身为权力，公器沦落为私刑。

　　针对官黑勾结，其实我们在司法构建方面早有动作。比如，2000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将从重处罚”。类似重庆专项整治的后续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样，黑社会组织本身并不可怕，但令我们惧怕的是，黑社会成员一个个都文质彬彬穿起西服，打上领带，俨然一副文化人的模样；而坐在主席台上宣讲“先进文化”的政府官员，八小时以外则拉帮结派，大拜把子。

　　李磊 (来源：中国青年报)